内容简介
民国时代中国法律史学术领域的最重要著作之一，是近六十年间中国大学法科的重要教学参考书之一。自二十多年前开始，法学院的老师们给法科研究生特别是其中急欲了解五千年中国法制发展梗概的人建议的书单中，一般都会包括《中国法律发达史》。这是一本我们至今仍不能忽视的重要学术著作。
这本书是杨鸿烈先生的学术代表作之一。杨鸿烈先生是民国时代的法律史学大家。关于先生的生平，我们在校勘杨先生的《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时，曾经做过一些考察；刘广安教授在校勘杨先生的另一本著作《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一书时也做过一些考察。为了帮助阅读《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的读者们大致了解先生，我们有必要再粗略回顾一下杨先生的身世背景、成长经历；进而讨论一下杨先生在中国法制史学术上的地位和贡献，尤其是《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的学术贡献。
目录
总序
杨鸿烈先生与《中国法律发达史》
凡例
第一章 导言
胚胎时期
第二章 上古
第三章 周
第四章 春秋
第五章 战国至秦
成长时期
第六章 西汉
第七章 新莽
第八章 东汉
第九章 魏（附蜀吴）
第十章 晋（附后赵等五胡）
第十一章 后魏
第十二章 北齐
第十三章 后周
第十四章 南朝宋
第十五章 南齐
第十六章 梁
第十七章 陈
第十八章 隋
第十九章 唐
第二十章 五代
第二十一章 宋
第二十二章 辽
第二十三章 金
第二十四章 元
第二十五章 明
欧美法系侵入时期
第二十六章 清
第二十七章 民国时代
附录
民国刑法与两次修正案篇目袁
中国历代法律篇目表
试读
春秋以后又二百五十七年——从前二三八、九年起到二一三四年止——称为战国时代。刘向《战国策》序所说：“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和此稍有不同，但这时代的形势和以前的局面有很大的不同，即春秋时代号称为大国的晋分为韩赵魏，越国被楚国灭掉，而直隶北边的燕渐渐地强起来，于是齐燕韩赵魏秦楚并列为七个大国。这两百多年里，社会组织有两项最显著的剧烈变迁，即——
一、贵族阶级的消灭
从学问上说，春秋以前的学问都有官守，非有相当资格的人是没法研究的，所以智识界即属于少数的阀阅。到了《春秋》前后，故国灭亡者踵接，其君其卿大夫皆变为平民，加以各国内乱的结果，要人或亡命他国，或在本国失其爵氏，也都变成平民。于是平民里智识分子日多，就可和贵族相敌。况且孔子、墨子都以私人讲学，弟子后学遍满天下，百家趋风而起的很多。于是学问的重心，从学府移于民间。这样，平民的势力自然跟着才智的进步而益趋强大巩固了。
再从政治上说，各国并立，就以人才的多少来竞争强弱，如魏国以失商鞅就见弱于秦，于是卑礼厚币以招贤者；燕国筑黄金台以罗致乐毅、剧辛之徒；齐国则稷下先生比列卿者以百数；至如四公子门下，鸡鸣狗盗、监门卖浆，一般下流社会的人都蒙敬礼而获其用。当时诸国中虽仍保有贵族的余蜕，如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屈景，魏、赵的信陵、平原等，然皆纾尊降贵，不敢以宠位骄人，所以政治活动的区域，卒全为平民阶级所占领。这样说来，战国贵贱无一定之度，所以在荣显方面，虽布衣之贱不难骤跻于卿相；而在耻辱方面，则刑罚之所施，实无区乎贵贱。到了那个崛起于西方，循周民族的故迹而渐渐东迁，至逐去犬戎而占有陕西，成为大国以至“灭六国，一海内”的秦民族，就根本没有“世卿”这种制度，所以李斯《谏逐客书》所列举的商鞅、张仪、范睢以下都是“客卿”，而秦国之所以致强，也是在重用“客卿”一事。这样，秦国历史上就无阶级，一切刑制也就日趋平等、严厉，有打破周民族的宗法社会而直入军国民社会之势。
前言/序言
二十世纪是中华文化经受空前巨大、深刻、剧烈变革的伟大世纪。在百年巨变的烈火中，包括法制文明在内的新的中华文明，如“火凤凰”一般获得新生。
大体上讲，二十世纪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世纪。这一个世纪的历程，不仅仅是移植新法、开启民智、会通中西的法制变革的历程，更是整个中华文明走出传统的困局、与世界接轨并获得新生的历程。百年曲折坎坷，百年是非成败、得失利弊，值此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亟待认真而深刻的反省。这一反省，不仅有助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深入，亦有助于推进新世纪中国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形成。这一反省，是一项跨世纪的伟大工程。作为这一工程的起始或基础，我们应全面系统地检视、总结二十世纪中华法学全部学术成就，并试图作初步点评。为此，我们特郑重推出“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
1898年，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建议，实行“新政”。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事业于此开始萌动，但旋即夭折。四年之后，在内外剧变的巨大压力下，这一事业再次启动。1902年，清廷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设修订法律馆，开始翻译欧美各国法律并拟定中国之刑律、民商律、诉讼律、审判编制法等新型法律。这一年，应视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正式开始。自此，中国法律传统开始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以五刑、十恶、八议、官当、刑讯、尊卑良贱有别、行政司法合一为主要特征且“礼刑结合，律令相辅，刑事优先”的中国法律传统，在极短时间内仓促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又一个令国人颇感生疏的新式法律体系和法律运作机制。不宁惟是，一套又一套从前被认为“大逆不道”、“不合国情”的法律观念——“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契约自由”、“无罪推定”、“制约权力”、“权利神圣”等，随着新型法律制度的推行一起被带给了人民，使人民的心灵深处渐渐发生革命。与此同时，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法学，亦与“沟通中西法制”的伟大事业相伴而生，渐至发达。出洋学习欧美、日本法律成为学子之时尚，法政学堂如雨后春笋，法政期刊杂志百家争鸣，法学著译如火如荼，法学成为中国之“显学”。据不完全统计，仅二十世纪上半叶，全国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的法律和法学著译及资料，多达六千余种，总印行数多达数百万册。二十世纪下半期，“法律虚无主义”一度盛行，为患几近三十年，中国法律和法学一派凋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