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这部《温饱及小康——从缺穿少吃到丰衣足食》描绘、讨论60年的衣食变迁，采取了实证和思辨相结合的方法：排除“假大空套”，注重实际调查搜集一手原始资料，并加以初步分析、综合、评述。
该书实质上是一部历史备忘录，让人们不至于忘记“史鉴”——时代的镜子。
目录
序
上编 子之衣安且吉
新时代的服装变革中山装的来龙去脉
新中国领导人的服装艰苦朴素
中山装的新发展
毛泽东不喜欢国际惯例的黑色
风行全国的苏联式女装——列宁装
风行全国的苏联式女装——布拉吉
1956年：“小燕子，穿花衣”
1956年工商业者和“高知”照旧“西装革履”
从宋庆龄到王光美
旗袍的余晖
“反修防修”结束了苏联式服装的流行
新中国的日常衣着消费50年代初，供给制的服装标准
典型衣着消费价格
布票时代30年1954年最先印发布票
忽冷忽热：棉布滞销和供求危机
1960年困难严重
布票定量减半又减半
全家人的布票
梦中的人造棉衬衣
抹不掉的记忆
奖励农民的布票
棉花票、民用钱票、手帕券
补丁盖补丁
假领与脖套
增加“日用工业品购货券”
鞋类
票证年代
一件红花格子衣服
北国寒冬说布票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破“封资修”和“四旧”服装什么叫做“封资修”和“四旧”
红卫兵发起“破四旧”运动
横扫、砸烂“奇装异服”
全国至少有1000万户被抄家
革命从头革到脚
发型也要“破四旧”
阴阳头
戴高帽游街示众
店名和橱窗彻底无产阶级化
花色品种、商标图案突出政治
毛主席的领袖服和鞋袜
不爱红装爱武装
市场畸形，充满政治色彩
“江青服”的闹剧
“老三色”和“老三服”
改革开放后的服装变革国家领导人提倡新服装
化纤纺织品服装问世
军装的新起点
改革开放的号角——喇叭裤
女上衣新潮——蝙蝠衫
中国成为世界牛仔服大国
80年代的服装消费
时装模特的历史
国际服装设计师在中国亮相
女上衣新潮——夹克、运动服、T恤等
现代服装潮流一浪接一浪
从棉猴到羽绒服
20世纪80年代妇女服饰的发展(以上海为代表)1980-1983年妇女服饰在于细节化
1984-1985年流行服饰匹配形式
1986-1987年上海妇女服饰流行女装男性化
1988-1989年上海妇女服饰流行时装化、个性化
现代上海服装品牌中80年代风格怀旧仍是主流
90年代中时装业的暴利90年代所谓“精品店”
1993年南京
1993年上海
1993-1994年北京
1994年广州
保护消费者，反暴利
款爷比富
北京秀水街服装市场的故事(史话)80年代：北京秀水街
1988：国际马路市场
90年代：老秀水第一次转型
1995：北京秀水街
2001：北京国际观光景点第三名
21世纪初：新旧秀水之争
2005：新秀水街市场正式开张
秀水街售假案终审判决
二次转型——从“仿冒”到“民族”
2008：金融危机下的秀水街
鞋子的演变30年来女生中间流行一时的鞋子
女性的梦和现实——高跟鞋
休闲鞋、旅游鞋
世纪发型女人发型关系到社会风化
新中国发式的曲折变迁
改革开放，烫发重新风靡全国
改革开放以来女生流行的发式
新世纪一位中年妇女的激情：我留披肩发啦！
中学里披肩发的风波
2009年在发廊挨宰的亲身经历
新世纪新发式各领风骚
白领的时尚——中产阶层的标志“白领”的品味——时尚
白领精品杂志
接受西方时尚潮流
时尚化是高雅服饰的出路吗
21世纪初的服装价格小康社会能够承受的服装价格
在上海采购服装
城镇贫困户的服装消费
广州服装铺子砍价记
小学生作文：买衣服
我国时装业的发展动向北京服装业打破传统格局
打造上海成为第六大国际时装之都
温州服装业与深圳服装业的发展
广州白马服装市场蒸蒸日上
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价廉物美
上海襄阳路市场兴衰记
上海市七浦路服装市场的崛起
21世纪：讨论海派时装
21世纪：谈北京人的衣着
[附录]国际时装的百年历史
下编 民以食为天
人人有饭吃1949年，“小米”为工薪单位的过渡时期
辞谢“3万斤小米”的筵席
齐白石老人的饮食
周恩来总理的饮食
毛泽东主席的饮食习惯
毛泽东在饮食方面也决不循规蹈矩
江青怎样照顾毛泽东的饮食
毛泽东家庭的伙食费
观察世风民情的窗口老舍聚会：吃的艺术
学生食堂的包伙
5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待遇
20世纪50-60年代军队战士的伙食
50年代的莫斯科餐厅
北京饭店的谭家菜
“大跃进”造就的“满汉全席”
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天堂标准
所谓“吃饭不要钱”
农村供给制食堂的乌托邦
囡调查报告：公共食堂吃什么
人民公社的家当吃空了
“三年灾害时期”饿死多少人
痛彻心扉的呼声
粮油肉蛋凭票证定量供应40年粮油计划供应
副食品供应下降
配套的户籍制度
没有粮票就没有奶水
揣着粮票游长江
“形势一片大好”——全国吃不饱
60-70年代的粮食
童年时记忆最深的是挨饿
一斤粮票的悲喜剧
没有上海粮票就别想在饭店吃肉
支援老家的全国粮票
农林学院的伙食
专用购货券
三种生活用品供应本
糕点票、就餐券
高
试读
新中国刚诞生时，中国人的服装差别还很大：沿海城市中，中山装、长衫棉袍布鞋、干部服胶底鞋、西服革履等，同时并行；而广大农村和城市底层的民众维持着“短褐不完”、衣衫破旧的着装水平。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以苏维埃为模式的工农联盟，改变了中国人的服装形象。很快就在男子中推广了干部服，妇女中推广了“列宁装”。
民国原有的中山装，简化后由红军、解放军采用做军装，由此发展为“干部服”，特别受到进步人士的普遍推崇，并且延续不衰。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山装受时尚文化的影响，尤其受到列宁装的影响，在款式上有了新变化(如翻折领的领头变尖了，单排7粒扣变为5粒扣，上下贴袋在原有的基础上作了简化处理等等)。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刀阔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暴风骤雨般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迫使地主富农不敢再戴瓜皮帽，不敢再穿团花缎面袄或长衫马褂。接连而来的“三反”、“五反”、“公私合营”运动，又使资方人士和知识分子自觉地解下领带，脱去西装，为表示进步而换上了干部服或中山装、布鞋胶鞋，融人劳动群众之中。
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本着经济、实用、美观的原则，政府纺织部门设计出新颖大方、省工省料、便于劳动者的服装。
由此，首先重视服装的实用性，至于民族文化的审美观则被忽视了，传统被淡忘了。无产阶级已经破坏了旧世界，而新的世界尚未健全起来。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支配下，简洁质朴的衣着，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朴实无华的大众化服装，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流。
中山装的来龙去脉
英国2007年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服装展览，就是“名人套装样式展”，其中包括毛泽东、丘吉尔和查理·卓别林等人的服装。中山装被列为“国际十大名人套装”之一。
毛泽东喜欢穿中山装。
1949年新中国领导人的照片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媒体上，他们所穿的套服也随之名闻世界。这种标准服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称为“中山装”。由于孙中山的提倡，也由于它的简便、实用，自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来，便和西服一起流行。北伐胜利后，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曾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毛泽东主席一向对中山装很欣赏，他坚持穿中山装，因而国外朋友又称中山装为“毛式制服”。现在，中国领导人和广大干部还时常穿中山装。
顾名思义，“中山装”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现代化中式男子服装。
自从清朝覆灭、民国成立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中山装一脉相承，成为我国新生代的主流标志。
但是关于中山装的起源，没有第一手确切资料记载。各处众说纷纭，考证起来莫衷一是。
目前至少有两家老牌服装店在争夺“中山装”的首创权，这两家都是20世纪初期上海滩的所谓“丰帮裁缝”(浙江宁波奉化帮，又讹称为“红帮裁缝”)。一家是张氏“和昌号西服店”，是1896年宁波人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办的上海第一家西服店，创始人之一是从日本学艺回到上海的宁波鄞县裁缝张尚义；另一家是王氏“荣昌祥呢绒西服号”，1910年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开办的上海最大的男式西服店，创始人之一是宁波裁缝王才运。
据说清末民初孙中山先生多次到上海市做服装。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日本士官服和学生制服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新型男士服装，由上海的服装店制作成功。
又据说孙中山委托日本华侨张方诚设计了中山装的草图，然后到了上海，于1916年请“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的著名宁波裁缝王才运依照图样制作。亦有一说是1919年孙中山将自己穿过的日本陆军服拿到上海的亨利服装店改为便服，成为中山装的起源。
关于中山装，还有如下说法：“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的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于卫生，便于动作，易于经济，壮于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裁制出的一种服装式样。”认为中山装来自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孙中山早先在1902年于越南筹建兴中会分会，曾委托河内一个来自广东的裁缝黄隆生制作了第一套中山装，孙中山采取当时南洋华侨流行的“企领”代替西装的硬领，等等。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公认。
对于中山装的来由，费孝通(20世纪80年代中)还特为此做过一番解释。他的父亲费璞安曾在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费孝通说：“我们穿的这种衣服，叫干部服、中山装。哪里来的，你知不知道？大约80年前，当时我父亲不到30岁，去日本留学的时候穿这样的衣服，上边没有这一条领，是日本的学生装。日本的中学生到现在还穿这种衣服。这个衣服式样是孙中山先生传到中国来的，所以叫中山装。把日本的学生服变一变，加上这一条领子，后来花样多了，口袋多了。”而说到日本的学生装又是来自德国的士官服。德国士官服又派生出列宁装……如此再追溯下去，简直没完没了啦。总之，应该说中山装跟西服不同，是由日本的学生服改变而来，也就可以了。
1945年10月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和毛泽东都穿着中山装。看
前言/序言
俗话说得又精炼又巧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不是嘛，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整整30年过去了；往前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也是30年(1949-1978)过去了；再往前推，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又是30年(1919-1949)过去了！子曰：“三十而立。”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大致到了30岁就基本成型；历史学家也说“30年为一代转世”；而自古以来华夏纪年以60年为一甲子。大概而论，我们所处的社会每逢30年转身一变脸，我们面临的世界，60年甲子一回旋(但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螺旋上升)。
如今，全国各地都在庆贺(或回顾)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年，可谓适逢盛事；而我的人生经历沧桑岁月恰恰也在这30年和60年之间，可谓生逢其时。我很荣幸作为历史浪潮的见证人，又是社会万象的记录者。
60年变迁分为前后两大段
什么叫做“30年转身一变脸”？请看，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停地群众运动、运动群众，到后30年，猛抓“经济建设为主”、“发展是硬道理”、连续翻几番；前30年从思想改造反右斗争，到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后30年则进入改革开放初级阶段，到“猫论”“摸论”及可持续发展；前30年是坚持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后30年逐步转向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前30年念念不忘的是斗争的一个“斗”字，后30年说来说去的是和谐的一个“和”字。前后30年今昔一对比，令人觉得恍若隔世。
什么叫做“60年一回旋”？请看，1949年开国大典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但当时全国人民“一穷二白”，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约90%，农民更是普遍陷入缺穿少吃的赤贫状况。
经过60年的艰苦奋斗，主要是近30年改革开放的成效，我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
世界银行2007年公布了最新一轮的购买力平价(PPP)修正结果：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第二位，占世界总量的9.7%；印度占第四位，占世界总量的4.3%。
联合国与世界银行为全世界制定的统一的贫困标准线分为两级：(1)极度贫困(赤贫)人口，按购买力平价(PPP)每人每天消费1平价元(PPP1美元)；(2)一般贫困人口，每人每天消费2平价元(PPP2美元)。
1981年，东亚(远东)仍旧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据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统计，这里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到19亿人，占本地区总人口比重为80%，占当时世界赤贫人口的一半多(52%)。其中，我国赤贫人口为6.34亿。
据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到2007年，中国赤贫人口由1981年的80%(6.34亿)下降到2007年的10%(1.35亿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目前我国的人民生活还是比较穷苦的，一部分人的收入仍然较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以每天PPPl平价元的极度贫困线(赤贫线)为标准，2004年中国赤贫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比例15%；2007年，中国每天平均消费不足1国际元(即PPP1平价元，合3.6元人民币)的赤贫人口降低为1.35亿，占人口比例10%；每天平均消费不足2国际元(即PPP2平价元，合7.2元人民币)的贫困人口为4.3亿，占人口比例约32%；我国目前的贫困人口仅次于印度，排名也在世界第二位。
这使得我们联想起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两种研讨方法和三类描述手段
上述每隔30年，都可以看到时代的裂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甚至审美观的裂变。许多人都感到了、悟出了，并且试图描述和研讨这些裂变。
研讨问题有两种方法：实证的方法和思辨的方法。所谓实证的方法，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注重考证史料，通过摆事实来讲道理；所谓思辨的方法，就是建构理论，从哲学思想的高度加以概括、阐述和发挥。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各有侧重面。
这部《温饱及小康——从缺穿少吃到丰衣足食》描绘、讨论60年的衣食变迁，采取了实证和思辨相结合的方法：排除“假大空套”，注重实际调查搜集第一手原始资料，并加以初步分析、综合、评述。我下了大工夫编著的这本书，实质上是一部历史备忘录，让人们不至于忘记“史鉴”——时代的镜子。
本书采用三类描述手段——全景描述、细节描述和数据描述。它们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足以窥见当时当地真相的全貌。
全景描述是宏观的鸟瞰式描述，读者可以借此把握住事物的总体轮廓。
细节描述是微观的故事性描述，读者通过这些实际情节可以获得一些感性的认知。
数据描述则是列出资料清单，有些数字表面上略显枯燥，有些罗列表面上看似烦琐，但是对于认识和研讨过程说来，它们又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当然本书并非纯粹的学术专著，注重知识性的同时还要照顾到趣味性，所以读者初阅览时对于这些数据描述不妨一扫而过，但是到了查找具体资料时，它们会向你提供难得的第一手真实信息。
本书特点之一：真，辨明真相
“文革”以后，巴金提倡“说真话”。其实，说真话，本来是对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