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新风险·新福利：欧洲福利国家的转变》主要集中谈到在四类欧洲国家；北欧、法人主义国家、自由主义国家和地中海国家，以及在欧盟层面，新社会风险的出现和应对风险的政策。该书对欧洲社会福利制度作了精细的分析和研究，面对欧洲福利社会的转型，提出从欧盟层面进行相关制度设计，欧盟成员国应探寻将新风险的责任转移到欧盟组织，从而共同抵御风险。欧洲在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中采取的应对策略呼应了《新风险·新福利:欧洲福利国家的转变》的观点。其与中国相关之处在于，一个有中国特色、更具竞争性的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目前正影响着普通公民的福利。制定政策的大环境现在正发生变化。人民生活中新社会风险会来得更加猛烈，同时，应付这些风险的责任越来越分散到个人。承认并应对新社会风险将成为社会政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经验对于认识中国的变化，关系也越来越大。
精彩书评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期和问题多发期，因而面临着诸多社会风险，加之经济全球化以及因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频发因素的迭加，使问题更加复杂。为应对这些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值得借鉴。故此，我们推出这套丛书，以期对学界和政策部门的理论思考、决策的科学化有所裨益。<br> ——彼得·泰勒-顾柏 张秀兰
精彩书摘
近期的分析越来越多地承认妇女在许多福利国家已经是劳动者了，但也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不适应对积极参加有薪酬工作的母亲给以社会支持。“从广义上讲，各国从社会资格考虑，要么承认妇女是母亲，要么是工作人员。法国的情况是少有的，既承认她们是母亲，也承认她们是工作人员。20世纪后期，瑞典把承认她们是母亲嫁接到承认她们是工作人员上。在男人仍然是主要养家的模式的地方，妇女则觉得她们作为工薪人员的地位充其量也是次要的（英国和德国），最糟糕的是不但不鼓励反而泄气（意大利）。”<br> 在这个领域里，主要投入是国家在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上的服务支出的水平，特别是花费在家庭主妇照料儿童和老人上的支出。其结果可以从妇女能够同男人一起参加有薪酬的工作的程度上看出来。<br> 表1.1说明北欧公民福利国家在1980年到1999年间花费在照料儿童和老人上的支出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多，大致在老人照料上比欧盟平均水平高3倍，在家庭服务上高2倍。照顾支出在欧洲核心的社团主义福利国家大体翻了一番。自由主义国家继续主要依靠市场和家庭提供服务。地中海国家从原来很低的基础上迅速扩大服务，现在在家庭照顾方面已经超过了自由主义国家。从国家的层面来分析统计资料，法国在支持照顾儿童方面较为突出，199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3％，处于社团主义福利国家和北欧福利国家两组之间。这种在照顾上支出的方式，从广义上反映了妇女在承担家庭责任的同时还参加有薪酬工作的程度。<br> ……
目录
英文版 前言<br>撰稿人<br>1.新风险和社会变迁<br>彼得·泰勒一顾柏<br>2.一个保守福利国家的新社会风险：德国<br>安德列斯·奥斯特弗兰克·彭克尔<br>3.英国——是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一个试验案例吗？<br>彼得·泰勒－顾柏特赖因·拉森<br>4.新风险——在北欧福利国家还新吗？<br>伟尔皮·铁蒙恩<br>5.法国：是应对新社会风险的福利新世界吗？<br>布鲁诺·帕里埃克里斯泰勒·芒丹<br>6.西班牙向新风险过渡：告别“超级妇人”<br>刘易斯·莫雷诺<br>7.瑞士：在条块分割的政治制度下协商建立福利国家<br>吉里亚诺·波诺利<br>8.欧盟层面的新风险：开放的市场政策外溢了？<br>特赖因·拉森彼得·泰勒-顾柏<br>9.新社会风险和福利国家：新范式和新政治？<br>彼得·泰勒-顾柏
试读
近期的分析越来越多地承认妇女在许多福利国家已经是劳动者了，但也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不适应对积极参加有薪酬工作的母亲给以社会支持。“从广义上讲，各国从社会资格考虑，要么承认妇女是母亲，要么是工作人员。法国的情况是少有的，既承认她们是母亲，也承认她们是工作人员。20世纪后期，瑞典把承认她们是母亲嫁接到承认她们是工作人员上。在男人仍然是主要养家的模式的地方，妇女则觉得她们作为工薪人员的地位充其量也是次要的（英国和德国），最糟糕的是不但不鼓励反而泄气（意大利）。”<br> 在这个领域里，主要投入是国家在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上的服务支出的水平，特别是花费在家庭主妇照料儿童和老人上的支出。其结果可以从妇女能够同男人一起参加有薪酬的工作的程度上看出来。<br> 表1.1说明北欧公民福利国家在1980年到1999年间花费在照料儿童和老人上的支出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多，大致在老人照料上比欧盟平均水平高3倍，在家庭服务上高2倍。照顾支出在欧洲核心的社团主义福利国家大体翻了一番。自由主义国家继续主要依靠市场和家庭提供服务。地中海国家从原来很低的基础上迅速扩大服务，现在在家庭照顾方面已经超过了自由主义国家。从国家的层面来分析统计资料，法国在支持照顾儿童方面较为突出，199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3％，处于社团主义福利国家和北欧福利国家两组之间。这种在照顾上支出的方式，从广义上反映了妇女在承担家庭责任的同时还参加有薪酬工作的程度。<br> ……
前言/序言
工业化、技术进步、农业、交通运输和电子业的新发展，城市扩张、大坝修筑、重大建设工程、煤矿和核电站，现代社会的所有这些“进步”也同时带来许多危害。我们面临着规模空前的污染、新型工业疾病和自然灾害，以及近年来全球变暖和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问题。随着学者、决策者和大众对现代化所带来的风险的认识，对其进行了记录、分析和讨论，大量学术文献也应运而生。<br> 中国拥有占全世界近1／4的人口，且变化得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迅速，现代社会风险显得尤为突出，人们面临更多的矛盾和冲突。联合国认为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举世无双的成就，与此同时，城市和农村之间以及城市富裕和贫困群体之间的不平衡也比其他国家更为明显。中国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实现了工业化，并主要依靠出口迅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中国，人口增长已经得到控制，但老龄化又成为一个问题，需要大力改变现行政策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现代性的社会变化及其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必须成为解读中国现代社会的核心。<br> 学者们日益认识到，如果不考虑社会因素，就不能充分理解现代工业、城市化和环境污染造成的不确定性。心理学家解读出人们在遭遇同样程度的危害时，会对令其“恐惧”的危险给予更多的关注。虽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比受食物污染的人要多，但是无论从报纸的报道还是官方的反应，并没有特别提示这点。政治学家指出，政府建立的管理风险机制植入了他们自己的假想，这些假想涉及对专家的信任度和公众的参与程度。社会学家关注的是一旦风险被确定了，“风险放大”或者“风险降低”的社会化程序。<br> 关于风险的研究日益成熟。社会人类学家起初对于危害的认识通常与一些不体面、被排斥的社会群体相联系（如移民、少数民族、社会底层人士等）。现在我们对发达风险社会里社会过程的复杂性越来越了解。有些风险确定了也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因为产生风险的过程为某些利益群体带来好处，如博帕尔事件等工业灾难。来自上级权力部门的压力可能会限制处理特定风险的行为，如“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