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犯罪参与体系研究：以单一正犯体系为视角》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方面认证了单一正犯体系的合理性，并认为我国刑法采取的正是单一正犯体系。在此基础上，《犯罪参与体系研究：以单一正犯体系为视角》对我国犯罪参与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从世界各国的犯罪参与立法来看，存在以德日刑法为代表的二元犯罪参与体系（区分制）与以意大利刑法和奥地利刑法为代表的一元犯罪参与体系（单一正犯体系）。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规定究竟属于哪一种体系？这是研究我国犯罪参与问题的前提。从目前我国学界的状况来看，绝大多数学者在没有论证这一前提的情况下，盲目地认为找国采用的是区分制。
目录
导论
第一章 犯罪参与体系的基础理论
第一节 犯罪参与体系与个人责任
第二节 犯罪参与体系与行为概念
第三节 犯罪参与体系与行为人概念
第四节 犯罪参与体系与犯罪论
第五节 犯罪参与体系与刑罚论
第六节 小结
第二章 二元参与体系的批判性考察
第一节 限制的行为人概念
第二节 正犯与共犯的区分
第三节 正犯与共犯的关系
第四节 共犯的处罚根据论
第五节 小结
第三章 一元参与体系的本体展开
第一节 单一正犯体系的历史考察
第二节 单一正犯体系的两种类型
第三节 单一正犯体系的理论基础
第四节 对单一正犯体系的批判及其反驳
第五节 小结
第四章 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归属
第一节 我国共同犯罪立法史与单一正犯体系
第二节 我国刑法理论上关于共同犯罪立法体系的争论
第三节 我国犯罪参与的体系归属：以功能的单正犯体系为视角
第四节 小结
第五章 我国犯罪参与问题的具体解决
第一节 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
第二节 共犯从属性与共犯独立性
第三节 共犯的处罚根据论
第四节 过失的共犯
第五节 承继的共犯
第六节 片面的共犯
第七节 共谋的共犯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试读
无论是二元参与体系还是一元参与体系，均承认犯罪是行为人的行为，但这个界定还不能为犯罪的认定提供任何具体的标准。在二元参与体系之下，由于只承认直接行为人（正犯）实现了构成要件，因此只有正犯才可以根据行为具备不法和罪责的标准来认定；间接行为人则只能通过所谓“修正的构成要件”来加以认定。应当指出的是，二元参与体系的这种观点与其对刑法上的行为和行为人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既然只有直接行为人（正犯）的行为才是实行行为，而且只有直接行为人才是刑法本来的处罚对象，那么犯罪的认定标准当然只能适用于这样的行为人。至于其他的行为人，则只能根据刑法总则规定的“修正”才能获得可罚性，即这些行为人的犯罪认定不但不能适用于通行的犯罪构成标准，而且如果没有总则的规定，那么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他们就不应当受到处罚。
在二元参与体系之下，这种修正的构成要件理论备受推崇，但实际上，这种理论存在诸多逻辑上的问题，是一个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学说。首先，自德日刑法学者创立构成要件理论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以实行行为为中心是因为它最能适应使犯罪明确化和个别化以及限制刑法处罚范围的需要。
前言/序言
江溯的博士论文《犯罪参与体系研究——以单一正犯体系为视角》即将出版，作为导师的我，对于本书的出版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它以全新的视角对共犯体系进行了考察，对于我国共犯理论来说，是前沿性的学术成果。
我的博士论文（1988年）也是关于共同犯罪的，当我着手撰写名为“共同犯罪论”的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国刑法学的学术园地可以说是满目疮痍，而共犯论更是一片废墟。当我小心翼翼地在各个大学图书馆的角落翻出尘土掩面的民国刑法学著作，从中发掘出诸如正犯、共犯、片面共犯、间接正犯这样一些当时不见于刑法学教科书的“旧法名词”时，是缺乏一种学术自信的。转眼之间，二十年过去了，我国刑法学恢复重建，学术成果丰硕。在共同犯罪领域，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宽，已经从我以一级标题为博士论文题目，发展到以三级甚至四级标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当，2006年我的博士论文《共同犯罪论》第二版再版时，我已深感落后。只不过作为一个我国共同犯罪的学术史的标志性作品，仍然具有其历史的价值。当我的博士生江溯在开题之初向我提出以共犯论为题的时候，我还是予以肯定的，因为共同犯罪的理论确实有更新的必要。但当江溯以单一正犯体系为题，并且对单一正犯体系作出肯定性评价的时候，还是吓了我一跳。因为以单一正犯体系为内容的犯罪参与论，是德日最新流行的共犯理论，它几乎颠覆了传统的建立在正犯与共犯相区分基础之上的共犯理论，甚至消解了正犯与共犯的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