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在20世纪初叶成群涌现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以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在学术界有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
    陈先后留洋十六载，通晓二十余种文字；傅乃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海外留学七年，与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共同度过了四年时光。二人学成归国，陈氏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南国一代学术新风。北伐成功后，被誉为“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的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傅陈二人这一历史性的聚合，开创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令人扼腕的是，随着时局变化，这对同学加姻亲关系（陈寅恪嫡亲表妹、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綵乃傅斯年之妻）的旷代天才，被无情地阻隔在海峡两岸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无声地倒毙在台湾孤岛会议大厅，一个默默死于大陆岭南病榻。并世成双的天才之花凋落成泥，只有芬芳永留人间大地。
    本书叙述了陈寅恪与傅斯年成长、留学以及在动荡岁月中颠沛流离，执着学术事业的艰难历程，生动卓然地展现了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信念，是一部反映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事业追求的心灵史诗，读来感人泪下，令人怅然叹息。

目录

目录

序    独为神州惜大儒（何兹全）

第一章　风云际会

◎ 走进清华园_001

◎ 从北大到柏林_006

◎ 北京初会_011

◎ 槎浮海外_020

第二章　江湖多风波

◎ 欧洲行旅_033

◎ 柏林日夜_039

◎ 罗家伦信件披露的隐秘_046

◎ 傅斯年归国_055

◎ 中山大学的暗流_059

第三章　南北两校园

◎ 傅斯年与鲁迅、顾颉刚的冲突_065

◎ 由同窗到寇仇_072

◎ 陈寅恪进清华的背后隐秘_076

◎ 独为神州惜大儒_083

◎ 王国维沉湖_088

第四章　史语所的第一桶金

◎ 元和新脚未成军_099

◎ 内阁大档的“发见”_105

◎ 陈寅恪与内阁大档_110

第五章　望断天涯路

◎ 卢沟桥事变_119

◎ 流亡途中_122

◎ 再别长沙_129

第六章　南渡记

◎ 暂住蒙自_139

◎ 迁往昆明_143

◎ 炸弹下的陈寅恪与傅斯年_146

第七章　中研院院长争夺战

◎ 八方风雨会重庆_153

◎ 来渝只为胡先生_160

◎ 扬子江头流亡客_163

第八章　纵横天涯马

◎ 傅斯年家世情缘_173

◎ 辞别重庆_180

◎ 营救陈寅恪_182

◎ “杀孔祥熙以谢天下”_188

第九章　与李庄擦肩而过

◎ 骑上虎背的叶企孙_195

◎ 傅斯年与叶企孙之争_200

◎ 李庄不复见_206

第十章　西北望

◎ 乱世策士梦_215

◎ 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_219

◎ 延安归来_225

第十一章　千秋耻，终当雪

◎ 初闻涕泪满衣裳_235

◎ 代理北大校长_238

◎ 重返平津_247

第十二章　魂返关塞黑_255

◎ 燕大讲台上的背影_255

◎ 名山事业，流水人琴_261

◎ 陈寅恪失明经过_278

◎ 陈寅恪与蒋介石的因缘_286

第十三章　生别常恻恻

◎ 赴英就医_297

◎ 日暮苍山远_302

◎ 天才造就的事业_309

第十四章　北归一梦原知短

◎ 还都南京_333

◎ 最后的晚餐_344

◎ 去眼池台成永诀_349

第十五章　斯人独憔悴

◎ 醉不成欢惨将别_363

◎ 退守孤岛_369

◎ 傅斯年之死_376

第十六章　残阳如血

◎ 南国的冬日_387

◎ 闭口休谈作哑羊_399

◎ 续命河汾志未休_405

◎ 留命任教加白眼_416

◎ 著书唯剩颂红妆_422

第十七章　遗恨塞乾坤

◎ 汪篯、向达之死_449

◎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_456

◎ 陈寅恪之死_464

再版后记_475

全新增订版后记_477

试读

第一章　风云际会

◎ 走进清华园

1925年，隆冬。

薄雾轻启，天色微明。惨淡的星光下，一个单薄瘦削的中年人携一黄发碧眼的幼儿，悄然离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暗灰色的公寓，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乘车向大街尽头驶去。两天后，二人转乘的汽车穿越卡纳比埃尔街（La Canebiere），很快抵达碧海青天、云飞浪卷的马赛港。中年人提着行李，深吸了一口带有海腥味的空气，健步踏上停泊在港湾的豪华邮轮，身后的幼儿既兴奋又好奇地随即跟进。阵阵汽笛声中，一老一少作别欧洲大陆，穿越波滚浪涌的地中海，向阔别日久的东方故国驶来。

翌年7月8日，中年人出现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荷塘的岸边，他那清癯的面容与摆动的灰布长衫，随着微风飘拂的花香，很快进入学界的视野。

——时年三十七岁的陈寅恪受好友吴宓举荐、清华校长曹云祥聘请，告别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来到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以教授身份，开始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人生之旅。

成立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翌年改为清华学校。因学校是由“庚子赔款”资助起家，在最初的十几年中，一直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相对薄弱。1924年初，在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中，清华学校进行改革，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的限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培养目标是“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等，同时吸收欧美、日本等国际学术前沿的优秀成果，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即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提出的：“故今即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1】

计划既定，清华校长曹云祥立即动员原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款留学生，以第55名成绩放洋美国，并于1917年归国未久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文学院哲学教授胡适（字适之），到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时年三十四岁，尚不算糊涂的胡氏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听罢深以为然，当场表示请胡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以保留、绵延中国文化之血脉云云。尽管胡适此时的学问日益精进，地位和名声在新派学界如日中天，但他毕竟算是个心中有数之人，面对曹校长的一番抬举，并未得意忘形，更没敢轻视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等诸位前贤大儒的真实存在，忽略其作为文化昆仑在天下儒林所展现的“高山仰止”的伟岸身影。他清醒且谦虚地说道：“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2】曹校长见对方态度诚恳，又觉此言甚在情理，于是决定按胡适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诸行动。

1925年2月，在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首先聘请由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三十二岁的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

按照当初胡适的建议，曹云祥让吴宓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前往几位大师住处一一聘请。曾任宣统朝五品“南书房行走”之职、时年四十九岁的王国维，作为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自然属于旧派人物。此前，曹云祥曾托胡适向王氏转交过一封非正式的印刷体聘书，并让胡对王就研究院性质与教授程序做一番解释说明。聘书送到后，胡适怕这位性格内向的学术大师优柔寡断，又动用自己的汽车专门拉着王国维在清华园转了一圈。王氏见园内风景优美，学校颇具规模与秩序，始有进清华的念头。此次吴宓在登门之前，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认为还是按老礼节行事方能把事情办成。2月23日，吴宓持清华校长曹云祥签发的聘书来到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十号王国维宅院，待进得厅堂，见到坐在椅子上的王国维，先行三鞠躬礼，而后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觉得眼前这个吃过洋面包的年轻人，居然把自己当作一个有身份的前辈人物看待，尊敬有加，顿觉有了面子，心中颇为舒畅痛快，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3】

王国维虽打定主意，但又想到自己仍是前清皇朝的臣子，为人臣者，乃唯君命是从，像这样工作调动之大事还得按旧规矩向“皇帝”禀

前言/序言

序  独为神州惜大儒

何兹全

前几天，岳南先生来到我的寓所，携来《陈寅恪与傅斯年》书稿，嘱我看后提些意见。我虽是九十八岁的老人，精力不济，但面对这部撰述陈傅两位恩师，并插有堂兄何思源青年时代与陈傅二师一起留学欧洲相交甚笃的图片和文字大作，百感交集，遂未做推辞，决定先读为快。书稿翻阅一遍，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两位大师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现。既然作者有此盛意，借此机会，说一说陈傅二师对我的栽培和教诲，顺便写下一点读后感言，算是对两位恩师的纪念，以及对作者岳南先生为此付出心血与汗水的答谢吧。

我是1931年冬认识傅先生的。1931年暑假，我考上北京大学，进入史学系。我的堂兄何思源（仙槎）写信给傅先生，请他做我的保证人。他们是五四时期的同学好友，后来又一起在欧洲留学数载。我于一个晚上持信去看他，那时傅先生住在西城内平安里往东不远再往北的一个胡同里，好像是厂桥胡同吧。

傅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和我谈了大学应如何学习，并嘱我两句话：“一定要学好古文，一定要学好外语。”说来惭愧，我一生既没有学好古文，也没有学好外语，但越来越觉得学好古文和学好外语的重要，时时想起傅先生这两句话，念念不忘。

傅斯年先生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北大毕业后留学欧洲，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成立后他出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会、政治领域的职务千变万化，名堂甚多，但史语所所长这个职务却是他一直担任到底的。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的历史、语言研究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说是到傅先生与李济、梁思永等那一代人手中才成为科学的，小屯殷墟的考古发掘是傅先生和史语所同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科学工作。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二十三年中，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了众多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在这方面有贡献的学者，大多都受过他的培养。因而在这一领域，傅斯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

傅先生是北大培养出来的，也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对北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除了创办史语所，对北大也功不可没。抗战前，傅斯年除了担任史语所所长，还兼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文科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我在北大读书的那四年，和傅先生接触不多，但听过他讲的中国古代史课程。他讲西周史，处处有新意，有创见，使人开阔眼界，开阔胸襟。听他的课，很佩服他广博的学问和深厚的功力。前几年，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称赞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并说此文与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最好的两篇文章。在我看来，傅先生除了这篇名满天下的雄文之外，在他身后留下的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文字中，我更看重《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而后乃东迁》《姜原》以及《论所谓五等爵》等篇章。这些文章的好，不在于篇篇掷地有声，而在于它们和《夷夏东西说》一样，都是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大手笔与天才之作，只有大手笔和真正的天才，才能写出这般具有史识、史见，震古烁今的光辉篇章。

我说傅斯年是我的老师，这老师不是泛泛的老师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恩师。1935年我从北大毕业，他邀我去史语所工作，我没有去，而是赴日本读书。抗战爆发后，我回国在重庆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后来失了业，中英庚款董事会拨发一部分专款资助一些人在国内做研究工作，我请傅先生推荐我，取得了中英庚款资助，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我有了收入，一家三口生活得以维持。

1944年，何思源大哥回山东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要带我回山东做官。当时我正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该会的负责人是段锡朋，段与傅斯年先生同为五四运动时期学生领袖，为人精明苛刻。我原已不想再在训练委员会待下去，但也不愿去山东做官，我还有自知之明，自知做官是最无能的。抗战后期论政之心已倦，极愿回书斋生活。我去看傅先生，说我愿去史语所念书。傅先生说：“毕业时就约你来，你不来。”就这样我进了当时已搬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李庄，我和傅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只是我同所内大多数学长、学弟一样，对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个字来表达，那就是“敬”“怕”“亲”。所谓敬，大家对傅先生的学问没有不是满心尊敬、佩服和崇拜的；对于怕和亲，说老实话，傅先生的性情不同常人，极易冲动、暴怒，像个孩子，因而大家对他既怕又亲。正像董作宾所说：其实傅先生对朋友，对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爱他之处也在此，但年轻人的“敬”和“怕”却又压住了他们的“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