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从法律形式及体系化现有法律的方法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律令两千多年演进史进行梳理，以经验材料为据，考察其发生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规律。由此发现：中国古代法是在单行法令充分发展、充分实施数百年，从而形成法的内容体系，并形成稳定的社会风俗、社会习惯之后，才开始制颁法律典籍（法籍）。法律形式的发展体现为从单行法令阶段向法籍阶段的发展过程。在法籍阶段，仍不能忽视单行法令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仍需要通过发布新的或经修正的单行法令来推动法律的进步与完善。作为兼具法的内容体系与法的形式体系的法籍，是通过对之前颁行并仍然有效的单行法令进行汇合、整理而成的。对现有单行法令的整合、编纂而制成法籍的过程与方法，即法籍化，它与法典化有本质区别。中国古代并无民法法系那样的法典化传统，而英美法系有类似于中国古代律令法籍化传统那样的法律整合传统。中国的律令传统有其不容否认的真理性和现代性，理应得到传承和发展。根据主要研究对象，本书又可名为《中国古代法律方法，法籍论，兼驳法典论》。
目录
本书从法律形式及体系化现有法律的方法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律令两千多年演进史进行梳理，以经验材料为据，考察其发生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规律。由此发现：中国古代法是在单行法令充分发展、充分实施数百年，从而形成法的内容体系，并形成稳定的社会风俗、社会习惯之后，才开始制颁法律典籍（法籍）。法律形式的发展体现为从单行法令阶段向法籍阶段的发展过程。在法籍阶段，仍不能忽视单行法令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仍需要通过发布新的或经修正的单行法令来推动法律的进步与完善。作为兼具法的内容体系与法的形式体系的法籍，是通过对之前颁行并仍然有效的单行法令进行汇合、整理而成的。对现有单行法令的整合、编纂而制成法籍的过程与方法，即法籍化，它与法典化有本质区别。中国古代并无民法法系那样的法典化传统，而英美法系有类似于中国古代律令法籍化传统那样的法律整合传统。中国的律令传统有其不容否认的真理性和现代性，理应得到传承和发展。根据主要研究对象，本书又可名为《中国古代法律方法，法籍论，兼驳法典论》。
试读
第一章律令的起源初考
古代法中的律、令这二者的关键是“律”，因为“令”其实是古已有之且非始终存在。“律”是我国律令传统或古代法的特征与标志，且自秦至清都存在“律”这一法律形式。故，分析律令传统须以“律”为主要线索。
并且，对古代法的研究只能从“秦律”谈起，因为它是目前可知的、公认的律令传统源头，如下将从这个线索着手探究。但是，由于存在“法经”“改法为律”及“舜始造律”等极具混淆性的措辞，为正本清源，对这些问题也将在本章加以探究。
第一节“《秦律》”与“《汉律》”考
目前，学者们在论及秦朝的法律时，总是会言及秦朝有“《秦律》”（注意：这里是带书名号的，带书名号即意味着存在这一文件或图书）及汉朝有“《法律》”（也带有书名号），而且这样的说法因袭长久而几成定论。确实如此吗？
“秦律”与“《秦律》”之别，并不仅仅是有无书名号的问题，它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在于使用或承认“《秦律》”这一表达即意味着承认秦朝时已经实现法律的编纂成书。那么，“《秦律》”这一表达的正确与否的关键是秦朝时有没有实现法律的编纂成书。如果没有编纂成书，则这一表达就是错误的。如果已经编纂成书，则这一表达就是正确的。则，只有查明史实才能辨明正误。
一、秦朝是否有《秦律》
为了解史实，我们将查阅古文献以进行考证。由于《四库全书》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则我们以其为据进行考查，以求得可信之结果。以“秦律”为线索查找四库全书，去除重复的，共得到了十四条记录，其中出自唐人的有一条，出自宋朝人的有七条，出自宋朝以后的有六条：
草创之初，大臣无学，方用秦吏治秦律令图书，固难责以先王之制度也。
除挟书律。解题曰：“秦律，敢有挟书者族。”秦亡，此禁虽弛，然犹载于律，至是始除之。
五月除诽谤妖言律。解题曰：“贾谊论秦曰：‘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然，则秦律也。颜师古曰：‘高后元年，诏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言之罪，是则中间曾重复设此条也。’”
秦律，敢有挟书者族。高帝不好诗书，尚仍秦旧。伏生之书藏而未出，浮丘之诗私相传习，高堂之礼、窦公制氏之桑皆湮欎未发。
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况叔孙通降汉时有弟子百余人。项羽之亡鲁，为守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
汉高祖入秦，萧何收秦律令图书，汉王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强弱处，以何收图书也
及汉萧何得秦律令。
师古曰：“非也。若律历废则当径谓之‘十月’，不应有‘后九月’，盖秦律法置闰总于岁末，据汉书表及史记，汉未改秦历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屡书“后九月”，是知故然，非历废也。”
盖收秦律令图书、举韩信、镇抚关中三者，乃鄂君所谓万世之功也。
汉高皇贱时，常就生民间饮王媪武负家。逮定天下，生在上所，群臣皆倚生晏，见上至甘，争上罪生，申用秦律，三人以上无故饮生者罚金四锾。文帝时始赐生于民酺三日。
秦律乍除闻板荡，孔墙中坏得肜戡。
汉章虽约法，秦律已除名。谤远人多惑，官微不自明。霜风先独树，瘴雨失荒城。畴昔长沙事，三年召贾生。
秦律，挟书者族，偶语诗书者弃市。
秦孝公初为赋，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改周制也。今其分寸不可考，汉大率依秦律历志所书。秬黍之法乃是王莽时刘歆之说。王应麟曰：皇祐新乐序云，古者黄钟为万事根本，故度量权衡皆起于黄钟，至晋隋间累黍为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陈得古乐遂用之。
从以上的记载来看，有四条是说汉相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之事，此事最早见于《史记·萧相国世家》，也算是言之有据，但它只能说明秦朝确实有律、令、图、书，并不能说明秦朝有一部名为《秦律》的法律。况且，《史记》的原文是“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而后世引用的文字则变成了“收秦律令图书”，这显然是为了阅读便利而进行了改动。有两条是关于律历的，说明秦朝对音律、历法已有国家标准，所用的是“秦律法”“秦律历志”这样的措辞，同样不能说明秦朝有一部名为《秦律》的法律。其他的七条，两条出于古诗则不足为证，三条讲“挟书者族”，一条讲“诽谤妖言律”，一条讲“三人以上无故饮生者罚金四锾”。实际上，这十四条记载之中，只有三条涉及具体的律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