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书画研究集刊（第五辑）》收录了石守谦、黄书梅、吴嘉龙、林俊臣、温安俊、王家葵、薛龙春、陈博洋等人的学术论文或考释札记共8篇，内容包括从沈周“日常即兴”画意谈吴门艺术的历史意义，清初印画关系初探，《江村销夏录》一书的流传与阅读，从身体思维的角度重审碑学与帖学的经典化问题，“西域三汉刻”的命运，王羲之法帖中三个话题的考证，新见黄易友朋往来书札的考释，读《张好好诗卷》札记五则，等等。另外还有陈硕、陈波帆的书评与综述各一篇，分别就托马斯·凯利《器用与铭文》一书、中国书法与身体研究的成果进行评述。
精彩书摘
史论
吴门艺术的历史意义——从沈周“日常即兴”的画意谈起
石守谦
【摘要】本文尝试跳出“现代”式风格分析的既有研究途径，而转以“日常即兴”为作品画意来连结“吴门”诸画人，并试为传统画史上所谓的“吴派”试作画意层面上的定义。本文接著重新考察了几件沈周的名作，包括《夜坐图》《写生册》，以及唐寅《桐荫清梦》《仿唐人仕女图》，检讨文征明《关山积雪图》等作品中的画意，并发现这些不同的作品实际上大多有著相通的日常即兴意涵，而这层即兴画意的共通特性，均可追溯至沈周书作中的某种表现方式。
沈周的这种日常即兴表现，到了大约十六世纪前半叶，已然在他的苏州文人后辈画家社群中，形成一种可以依循的“传统”，进而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除了风格之外，对即兴画意的这种共同追求，也成为吴门艺术在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作特征。
【关键词】沈周，唐寅，文征明，吴派，即兴
“吴门”之为中国艺术史上举所熟悉之归类，早为对十六世纪以来文化史论述中的要目。在这个将近四百年的学术史中，身处各个阶段时空中的不同论者各具论述之重点，随著历史叙述要旨之迭有更替，对其变化意涵之所在，亦有不同之理解。自十七世纪董其昌论吴门艺人起，至二十世纪后半期现代国际学人接续投入讨论，吴门艺术之诸面向，诸如风格、社会阶层和商业市场等等议题，一一受到学人关注。然就艺术创作之核心动力“画意”而言，却仍少见历史性的全面讨论。本文即试图从吴门艺术发展的关键人物——沈周（1427一1509）作品中的“日常即兴”切人，讨论此一未得充分重视的面相，并涉及其于所谓“文人艺术”的重要意义。
一、突破董其昌理论框架的“现代”吴门研究
“吴门”之说流行於十六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界，本来就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也很难厘清它的始末、流传与变化，不宜将之视为等同于今人观念中之“理论”来处理。不过，它的流传，似乎可以肯定范围颇广，与之相对的“浙派”概念在画史上的登台，应该也可以看作对此的反应之一。然而，在诸多相关的言论之中，董其昌可谓最为重要，因为他将“吴门”这个提法放到了他的“南北宗”理论之中，从而启发了后人观看.讨论吴门艺术作品的方式。
吴、浙派之分，从字面上看似乎仅是地理上的地区之别，分别指示以苏州、杭州为主的区域，其实并非确指，这在董其昌的某些言论中已经具体指出，不必拘泥。董氏最重要的贡献实在于将吴门领袖沈周、文征明置于文人之画董源、巨然至元四大家以下的“正宗”系谱之中，而赋予他们绘画风格史上的宗师地位。董氏此论影响很大，然而是否合于史实？这自然吸引具有现代学术意识的论者再行覆核，尤其是以二十世纪初西方学界新兴的视觉形式分析马主导之立场马之，被认为最能救治董其昌批评时用语过于简约之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纵然无法赞同董氏南北宗论中揭示的宗派意识，但对董氏在吴门艺人的风格陈述上，却显得兴致高昂，或许是因为董氏活动时间与文沈相去不远，就史料的价值而言，他的评论确实近于“第一手史料”。既然如此，那么，董其昌对吴门画人的风格陈述又是如何吸引二十世纪那些亟欲移植西方视觉形式分析者的注意的？
董其昌可谓那个时代最懂得运用作品上笔墨的视觉分析来讨论风格关系渊源的评论家。沈周、文征明山水画与较早元四大家间的纽带关系就是依此建构起来的，虽然元四家中只有倪瓒、王蒙两人鑱与苏州一地实际存在著联结。由于董氏并未留下他对此关联的分析论证过程，他的最后论断是否经得起带有“科学”色彩形式分析的验证，遂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举学者讨论吴门艺术的主要关怀。最能代表这个研究取向的，当推美国学者Richard Edwards（1916－2016）在1962年出版的沈周绘画艺术艺The Field of Stones：A Study of theArt of Shen Chou（1427－1509）。在这个研究中，Edwards即以董其昌等传统评论为基础，从沈周作品上的视觉形式分析确认了沈周舆元四家的风格关系，尤其是从早年师法王蒙、黄公望，到后来将重心转至吴镇的发展过程。他的分析依据分藏世界各处的沈周作品，其中除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代表的清宫旧藏外，最难得的为二十世纪初中国文物大流散时期移至国际市场之旧时中国私家手中的吴门精品。其中，日本关西地区在此期形成的企业家收藏，尤为这些文物的重要流向。旧时中国收藏中许多受藏家重视的吴门画作也就在此时期传入日本，私人藏家包括山本悌二郎、阿部房次郎、林平造等，并具体地改变了日本艺术/文化界原来对明代文人画的了解。Edwards的沈周研究便相当倚重对这些作品（或其复制图像）的观察分析。
……
目录
史论
3 吴门艺术的历史意义——从沈周“日常即兴”的画意谈起 石守谦
37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eal－Painting Relationship in the Early Qing：
The Case of Gong Xian’s Met Albums Amy S.Huang（黄书梅）
77 论《江村销夏录》之流传与阅读 吴嘉龙
107 书法的经典问题诹议：身体思维下的碑学与帖学 林俊臣
145 “西域三汉刻”的命运 温安俊
考证
185 右军帖三题 王家葵
203 新见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考释 薛龙春
札记
233 读《张好好诗卷》札记五则 陈博洋
书评与综述
277 金石不朽乎？—— 陶明著《器用的铭文：早期近代中国的书写与物质性》跋 陈硕
305 中国书法与身体研究述略 陈波帆
327 《中国书画研究集刊》稿约及格式说明
试读
史论
吴门艺术的历史意义——从沈周“日常即兴”的画意谈起
石守谦
【摘要】本文尝试跳出“现代”式风格分析的既有研究途径，而转以“日常即兴”为作品画意来连结“吴门”诸画人，并试为传统画史上所谓的“吴派”试作画意层面上的定义。本文接著重新考察了几件沈周的名作，包括《夜坐图》《写生册》，以及唐寅《桐荫清梦》《仿唐人仕女图》，检讨文征明《关山积雪图》等作品中的画意，并发现这些不同的作品实际上大多有著相通的日常即兴意涵，而这层即兴画意的共通特性，均可追溯至沈周书作中的某种表现方式。
沈周的这种日常即兴表现，到了大约十六世纪前半叶，已然在他的苏州文人后辈画家社群中，形成一种可以依循的“传统”，进而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除了风格之外，对即兴画意的这种共同追求，也成为吴门艺术在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作特征。
【关键词】沈周，唐寅，文征明，吴派，即兴
“吴门”之为中国艺术史上举所熟悉之归类，早为对十六世纪以来文化史论述中的要目。在这个将近四百年的学术史中，身处各个阶段时空中的不同论者各具论述之重点，随著历史叙述要旨之迭有更替，对其变化意涵之所在，亦有不同之理解。自十七世纪董其昌论吴门艺人起，至二十世纪后半期现代国际学人接续投入讨论，吴门艺术之诸面向，诸如风格、社会阶层和商业市场等等议题，一一受到学人关注。然就艺术创作之核心动力“画意”而言，却仍少见历史性的全面讨论。本文即试图从吴门艺术发展的关键人物——沈周（1427一1509）作品中的“日常即兴”切人，讨论此一未得充分重视的面相，并涉及其于所谓“文人艺术”的重要意义。
一、突破董其昌理论框架的“现代”吴门研究
“吴门”之说流行於十六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界，本来就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也很难厘清它的始末、流传与变化，不宜将之视为等同于今人观念中之“理论”来处理。不过，它的流传，似乎可以肯定范围颇广，与之相对的“浙派”概念在画史上的登台，应该也可以看作对此的反应之一。然而，在诸多相关的言论之中，董其昌可谓最为重要，因为他将“吴门”这个提法放到了他的“南北宗”理论之中，从而启发了后人观看.讨论吴门艺术作品的方式。
吴、浙派之分，从字面上看似乎仅是地理上的地区之别，分别指示以苏州、杭州为主的区域，其实并非确指，这在董其昌的某些言论中已经具体指出，不必拘泥。董氏最重要的贡献实在于将吴门领袖沈周、文征明置于文人之画董源、巨然至元四大家以下的“正宗”系谱之中，而赋予他们绘画风格史上的宗师地位。董氏此论影响很大，然而是否合于史实？这自然吸引具有现代学术意识的论者再行覆核，尤其是以二十世纪初西方学界新兴的视觉形式分析马主导之立场马之，被认为最能救治董其昌批评时用语过于简约之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纵然无法赞同董氏南北宗论中揭示的宗派意识，但对董氏在吴门艺人的风格陈述上，却显得兴致高昂，或许是因为董氏活动时间与文沈相去不远，就史料的价值而言，他的评论确实近于“第一手史料”。既然如此，那么，董其昌对吴门画人的风格陈述又是如何吸引二十世纪那些亟欲移植西方视觉形式分析者的注意的？
董其昌可谓那个时代最懂得运用作品上笔墨的视觉分析来讨论风格关系渊源的评论家。沈周、文征明山水画与较早元四大家间的纽带关系就是依此建构起来的，虽然元四家中只有倪瓒、王蒙两人鑱与苏州一地实际存在著联结。由于董氏并未留下他对此关联的分析论证过程，他的最后论断是否经得起带有“科学”色彩形式分析的验证，遂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举学者讨论吴门艺术的主要关怀。最能代表这个研究取向的，当推美国学者Richard Edwards（1916－2016）在1962年出版的沈周绘画艺术艺The Field of Stones：A Study of theArt of Shen Chou（1427－1509）。在这个研究中，Edwards即以董其昌等传统评论为基础，从沈周作品上的视觉形式分析确认了沈周舆元四家的风格关系，尤其是从早年师法王蒙、黄公望，到后来将重心转至吴镇的发展过程。他的分析依据分藏世界各处的沈周作品，其中除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代表的清宫旧藏外，最难得的为二十世纪初中国文物大流散时期移至国际市场之旧时中国私家手中的吴门精品。其中，日本关西地区在此期形成的企业家收藏，尤为这些文物的重要流向。旧时中国收藏中许多受藏家重视的吴门画作也就在此时期传入日本，私人藏家包括山本悌二郎、阿部房次郎、林平造等，并具体地改变了日本艺术/文化界原来对明代文人画的了解。Edwards的沈周研究便相当倚重对这些作品（或其复制图像）的观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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