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近代商帮与社会转型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2BZS089）的结项成果，同时也是 “天山英才” 培养计划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和新疆文化名家项目（2023WHMJ012）的阶段性成果。
《近代商帮与社会转型研究》是探讨近代商帮群体影响并推动社会转型的学术著作，兼顾社会史与经济史视角，剖析其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和作用。该书先梳理全国近代商帮的崛起与演进，再聚焦 19 世纪 80 年代左右从天津、晋陕、甘川、湘鄂、河南等地到新疆的商人形成商帮后，在社会转型中的独特作用与影响，从商业活动、地缘组织（近代会馆）、与近代商会的关系、对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及对社会转型的推动等维度展开叙述。
书中通过翔实史料与生动案例，探讨商帮如何以商贸活动跨越地理界限连接内陆与边疆，加速商品和信息流通，揭示其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中的崛起及对地方乃至全国经济结构的重塑力量，为社会转型研究提供宝贵经验样本。
精彩书摘
商帮，是近代中国经济舞台上最为活跃、最受瞩目也最具实力的商贸活动单位，以其地域性、行业性和组织性的特点，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近代化转型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陕(秦)商、鲁商，到近代的粤商、浙商等，商帮不仅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还赋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对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节 近代商帮的兴起背景
近代商帮的兴起，其背后原因复杂多样，但主要可归结为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增长、交通与通讯条件的显著改善，以及政府政策与制度的积极扶持。
随着国内外市场的逐步开放和扩大，商品流通的需求日益增强，为商帮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交通与通讯条件的改善，使得商品运输和信息传递更为便捷，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商业效率。
同时，清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的政策和制度，如放宽商业限制、鼓励民间资本投入等，为商帮的兴起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近代商帮的蓬勃兴起，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段辉煌篇章。
一、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增长
近代以来，随着国内外市场的不断扩大，对商品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一方面，国内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集中，消费能力增强，为商品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拓展，使得中国商品得以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刺激了商品生产。这种市场需求的增长，为商帮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商帮形成于明清时期，在鸦片战争后发展迅速，其发展变化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是在西方势力强行侵入、中国传统的封建集权政治继续起作用的复杂背景下展开的。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具体表现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即耕与织的结合。这种耕织结合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家庭，主要保障了衣、食这两种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结合。人们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给，只是在自用有余的情况下，才拿去交换，由于其数量有限，国内市场也不可能有很大发展。直到鸦片战争以前，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仍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虽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着商品生产的不断壮大，它有力地推动了交通网络的扩展和商业城市的繁荣。商品流通需求的增加促使交通设施不断完善，道路、水路等交通方式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使得商品能够更快速、更广泛地流通到各地。同时，商品生产的繁荣也促进了商业城市的兴起。这些城市成了商品交易的中心，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和资本，推动了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可以说，商品生产的发展是交通和商业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一般认为，从明朝中叶以来，中国在一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到清代中叶以后，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到了19世纪40年代，这种独立发展的进程被打断，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的一切汹涌而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主权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原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被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链条之中，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中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社会主要矛盾等，都发生了鸦片战争前未曾有过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自身也开始向近代社会迈进。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手工业特别是手工棉纺织业的没落和改组，自然经济的解体，使中国农民从手工业品的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而城市的手工业者则成了剩余的劳动者和商品生产者。这也为中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近代工业产生并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农产品商品化的普遍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是整个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产品原料的掠夺，促进了经济作物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海关统计的丝、茶、豆类、棉花、油类、烟叶的输出量为例。
同时，粮食商品化也有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说明了生产关系的变化。晚清时期，中国的生产形态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力图独占市场，经济侵略活动已不只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也不断增加。为了扩大商品和资本输出，列强攫取了在华开设工厂、修筑铁路和开采矿藏的权利，帝国主义在华资本迅速扩张。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因此也不可能改变由外国资本控制的中国对外贸易模式。民国初期的对外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继续增长。第一
目录
导论/001
第一章 近代商帮的崛起与演进/011
第一节 近代商帮的兴起背景/013
第二节 近代商帮的主要类型与特点/020
第三节 近代商帮的发展历程/030
第二章 近代新疆商帮的产生与发展/033
第一节 商帮在新疆的发端(1759-1875)/035
第二节 商帮在新疆的兴起(1876-1911)/049
第三节 民国时期新疆商帮的发展(1912-1949)/086
第三章 商帮的商业活动/103
第一节 商业活动/105
第二节 商帮的内部社会结构/143
第三节 商帮的商业文化/154
第四章 商帮与少数民族商民的交往/165
第一节 近代新疆的少数民族商业/167
第二节 语言及风俗习惯方面/174
第三节 二者共同抵御外国经济侵略/177
第四节 二者共同合作经商及从事慈善事业/185
第五章 商帮的地缘组织——近代新疆的会馆/193
第一节 各商帮在近代新疆设立的会馆/195
第二节 会馆的内部组织及运行/210
第三节 会馆的功能/214
第六章 商帮与近代新疆商会/227
第一节 商帮与近代新疆商会的成立/230
第二节 商帮与新疆商会的内部组织运作/235
第三节 商帮与新疆商会的经济活动/262
第四节 商帮与新疆商会的社会活动/277
第七章 商帮对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广泛移植与传承/297
第一节 商帮与中华传统节日文化/301
第二节 商帮与中华传统工艺文化/306
第三节 商帮与中华传统饮食文化/311
第四节 商帮与中华传统戏曲文化/318
第五节 商帮与中华传统游艺文化/323
第六节 商帮推动新疆多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交融/324
第八章 商帮与新疆的近代化/333
第一节 商帮自身的近代化/336
第二节 商帮促进新疆城市建设的近代化/341
第三节 商帮促进新疆文化建设的近代化/354
第四节 商帮促进新疆社会生活的近代化/362
第九章 近代商帮：社会转型的强劲推手/391
第一节 经济层面/393
第二节 社会层面/397
第三节 文化层面/399
参考文献/405
后记/421
试读
商帮，是近代中国经济舞台上最为活跃、最受瞩目也最具实力的商贸活动单位，以其地域性、行业性和组织性的特点，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近代化转型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陕(秦)商、鲁商，到近代的粤商、浙商等，商帮不仅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还赋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对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节 近代商帮的兴起背景
近代商帮的兴起，其背后原因复杂多样，但主要可归结为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增长、交通与通讯条件的显著改善，以及政府政策与制度的积极扶持。
随着国内外市场的逐步开放和扩大，商品流通的需求日益增强，为商帮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交通与通讯条件的改善，使得商品运输和信息传递更为便捷，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商业效率。
同时，清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的政策和制度，如放宽商业限制、鼓励民间资本投入等，为商帮的兴起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近代商帮的蓬勃兴起，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段辉煌篇章。
一、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增长
近代以来，随着国内外市场的不断扩大，对商品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一方面，国内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集中，消费能力增强，为商品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拓展，使得中国商品得以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刺激了商品生产。这种市场需求的增长，为商帮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商帮形成于明清时期，在鸦片战争后发展迅速，其发展变化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是在西方势力强行侵入、中国传统的封建集权政治继续起作用的复杂背景下展开的。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具体表现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即耕与织的结合。这种耕织结合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家庭，主要保障了衣、食这两种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结合。人们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给，只是在自用有余的情况下，才拿去交换，由于其数量有限，国内市场也不可能有很大发展。直到鸦片战争以前，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仍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虽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着商品生产的不断壮大，它有力地推动了交通网络的扩展和商业城市的繁荣。商品流通需求的增加促使交通设施不断完善，道路、水路等交通方式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使得商品能够更快速、更广泛地流通到各地。同时，商品生产的繁荣也促进了商业城市的兴起。这些城市成了商品交易的中心，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和资本，推动了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可以说，商品生产的发展是交通和商业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一般认为，从明朝中叶以来，中国在一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到清代中叶以后，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到了19世纪40年代，这种独立发展的进程被打断，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的一切汹涌而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主权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原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被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链条之中，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中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社会主要矛盾等，都发生了鸦片战争前未曾有过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自身也开始向近代社会迈进。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手工业特别是手工棉纺织业的没落和改组，自然经济的解体，使中国农民从手工业品的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而城市的手工业者则成了剩余的劳动者和商品生产者。这也为中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近代工业产生并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农产品商品化的普遍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是整个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产品原料的掠夺，促进了经济作物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海关统计的丝、茶、豆类、棉花、油类、烟叶的输出量为例。
同时，粮食商品化也有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说明了生产关系的变化。晚清时期，中国的生产形态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力图独占市场，经济侵略活动已不只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也不断增加。为了扩大商品和资本输出，列强攫取了在华开设工厂、修筑铁路和开采矿藏的权利，帝国主义在华资本迅速扩张。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因此也不可能改变由外国资本控制的中国对外贸易模式。民国初期的对外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继续增长。第一
前言/序言
《近代商帮与社会转型研究》是一本深入探讨近代商帮群体如何影响并推动社会转型的学术著作。该书以近代商帮为研究对象，兼顾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研究视角，详细剖析了他们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和作用。
本书首先梳理了全国范围内近代商帮的崛起与演变，然后聚焦于近代从天津、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湖南、湖北、河南等地来到新疆的商人们，约于19世纪80年代形成商帮后在近代社会馆中的独特作用与深刻影响，从商帮的商业活动、商帮的地缘组织——近代转型、商帮与近代社会、商帮对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商帮对近代社会转型的推动作用等维度，为读者展开了一幅细腻入微的历史画卷。
本书通过翔实的史料分析与生动的案例叙述，探讨了近代商帮如何通过商贸流动跨越地理界限，连接内陆与边疆，不但加强了商品流通与信息交流，还在文化观念、城市建设、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等方面引发了连锁反应，揭示了商帮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崛起历程及其对地方乃至全国经济结构的重塑力量，为研究社会转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样本。
一、研究内容
本书所要探讨的对象——商帮，指的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为其在异乡联络、计议之所而的一种既“亲带”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徽商、晋商、陕、甘、鲁商、商丘、闽商、浙商、粤商、苏商、赣商、宁波帮是中国近代商帮的典型代表，他们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进程，推进了中国封建社会阶层的流动历程，为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
清代，伴随着新疆的统一与开发，天津、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商人们来到新疆，于19世纪70年代形成了群体组织——商帮。新疆的商帮发端于清乾庵年间统一新疆之初，形成于清光绪时期左宗棠军军复收新疆之际，19年代90年代已有相当多年，形成以地域城邦划分的“八大商帮”，即燕（其中京商少，津商多）、晋、秦、陇、蜀、湘、鄂、豫。至20世纪30年代，商帮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到来后，特别是盛世才1942年转制向、实行反共反苏的政策后，新疆商业几乎被破坏殆尽，商帮的经营活动也遭受了重创。
近代 ^{①} ，特别是晚清民同时期，为中国从传统文化向近代社会转型蜕变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时期，政治风云变幻，思想政治文化激荡，内在忧外患迭起。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新与旧、中与西、自由与专制、激进与保守、发展与停滞、侵略与反侵略，各种社会潮流在此期间汇聚碰撞，形成了变化万千的特殊历史景观。
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这一时期也是新疆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剧烈变迁时期。这一时期的新疆，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商业环境恶劣。自祖国被打开后，到19世纪中叶新疆已成为俄、英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掠夺地。他们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免税的贸易特权，严重阻碍了新疆本地工商业的发展。可以说，受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新疆近代的政治、经济小环境，也是变幻莫测，喜忧参半，对商业发展不利的因素多，有利的因素少。
1865年（清同治四年）浩罕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后，在新疆实行残暴统治，各族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清除外患，保卫国土，左宗棠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率兵入疆，驱逐阿古柏。因军需供应困难，天津杨柳青一带的200多名货郎携带生活用品和常用中成药，经陕甘随军来援。他们一边路，一边推销，俗货“赶大营”。进“赶大营”的人，则被称为“大营客”。
从1876年7月至1878年（清光绪四年）1月，清军仅用了一年半时间，就消灭了阿古柏政权，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所有地区。战后，新疆的社会秩序急需恢复。为此，在19世纪末，清政府通过1884年（清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和以“建省”为中心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以及20世纪初在新疆推行的“新政”（1901—1911），重新规范了新疆的政治、经济秩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整合，对新疆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新疆社会的一体化。
在经济领域，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奖励实业、鼓励贸易、复兴商业。它的实施推动了新疆境内民族资本的萌芽，使民族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和经济基础之上，“赶大营”的天津小商贩在战后颇受朝廷照顾，加之经营有方，逐渐形成以迪化为中心，遍及新疆各地的规模庞大、财势雄厚的“天津商帮”，俗称“津帮”，成为新疆近代商业发展的奠基者。津商从津京等地采购货物，并将新疆的土特产羊毛、肠衣、皮革、棉花、中药材等运往关内，沟通了新疆与中原的物资交流，同时也引来了全国各地商贾对新疆的投资，逐步形成了按地域划分的“八大商帮”。
商帮人士不远千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