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服饰与中西文化》是一部以服饰为媒介、从历史维度“观照”中西文化的学术通识著作，兼具学术严谨性和大众可读性。全书设上下两篇，上篇“服饰与中国文化”、下篇“服饰与西方文化”，构成由内而外的书写逻辑。内容以时间为序，考察中西服饰的发展脉络及文化特征，探寻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社会思潮对服饰演变的影响，揭示特定服饰要素背后的文明密码。阅读《服饰与中西文化》，读者将开启洞察文化的新眼光，立足中国、观看西方，进而形成对自身文明特质的深刻理解及现代反思.。《服饰与中西文化》深入浅出，既可作为普通高校通识教材，又可作为各类专业院校及社会大众的文化素养读本。
精彩书摘
上篇 服饰与中国文化
第一章 壹垂衣裳而天下治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早在新石器时代，纺织技术的诞生将人类带人衣装文明的新纪元。作为中华文化之魂的礼乐文化，从最初的萌芽，经历漫长的孕育，在殷周之际趋于成熟。周公制礼作乐，开启了中国文化道德理性的时代。服饰逐渐走向礼仪化、制度化，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服饰制度规范着社会成员的着装行为，建立起“服制有等”的社会伦理秩序；另一方面，则是个体乃至群体对既定服饰秩序的超越，以实现着装选择的自由。随着帝制时代的结束，服饰等级制度已不复存在，但其所蕴含的“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衣冠文明观却具有恒久的精神价值，为新时代方兴未艾的中华礼仪服饰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启迪。
一、垂衣裳：秩序的建构
衣冠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意义重大，与“礼乐”结合，可以教化人心，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服饰等级的高低与个人德行相关联，并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得以确立和强化。
（一）服饰之重
《易·贲》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解释为：“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礼乐文化的功能在于教化人心。故钱穆锐，“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的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在儒家的观念中，服饰是礼的反映，是宣扬礼乐教化、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故柳诒徵言：“衣裳为治天下之具也。”与天地相参的衣裳制度被提升到“安邦定国”的认知高度。
历代儒家学者对服饰的重要性给予高度的肯定。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载：“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若去其制度，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5]衣裳的五彩章纹之设，当以别尊卑上下，成人伦教化为要义，并非为满足感官的愉悦。东汉班固《白虎通义·衣裳》又言：“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缔谷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班固将服装的实用功能与社会功能清晰地揭示出来。清儒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对衣裳之重有更清晰的体悟：“故衣裳之垂也，上下辨焉，物采昭焉，荣华盛焉。洁齐，以示无散乱也；宽博，以示无虔鸷也。天地方圜之仪则，天产地产之精华，咸备焉；阴阳损益之数，律度规矩准绳自然之式，咸在焉；以示人极之全也。而天下悉观感以生其敬爱，于是而圣人者亦有其无功之功，以与天地相参。故惟衣裳可以配乾坤，而非他制器尚象所得而拟焉者也。”王夫之不仅对服饰制度盛赞有加，认为唯衣裳可以配乾坤，还对儒家衣式之宽博，提出重要论断——以示无征伐之心的谦谦君子之德。由内而外散发的文质彬彬的儒雅之气正是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秩序的重要前提。服饰所具有的表德劝善功能，是御寒蔽体、明辨等差之外，更具道德深意的人文内涵所在。
（二）天命有德
古代社会服饰作为区别身份的等级符号，它与着装者之间该如何建立有序的对应关系？此重要的理论依据来自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虞书·皋陶谟》载：“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汉儒孔安国释义：“五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异，所以命有德。”宋儒朱熹说得更加明白，“若德之大者，则赏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则赏以服之小者……尽是‘天命、天讨’，圣人未尝加一毫私意于其间，只是奉行天法而已”。天命论对于古代思想的影响之大，实不可低估。在儒家看来，上至天子下及士庶，服饰章彩之别的根本依据即在于个人德行的高下。一国之君之所以尊享最高等级的服饰，缘于其具备与之匹配的厚德。故《荀子》曰：“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在心为德，施之为行”，故德行体现了知与行的内外统一。君主选官授爵，更要以“德行”为重要依据。北宋司马光对此深有感悟，在《资治通鉴》中他以汉哀帝刘欣滥行封赏为例，对统治者加以鉴戒，“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王嘉语），如若不然，“则众庶不服，感动阴阳，其害疾自深”。
荀子曰：“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无论是帝王还是臣僚，德不配位、服不配主，必会招致民众的不满甚至引发激烈的反抗。商朝的最后一任国君纣王，服饰、宫室极尽隆重华美，虽“锦衣九重，广室高台”，但“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唐人孔颖达指出殷商之亡是“施其政令于民，无显明之德”，“皆在于怨，不可变易”。可见丧失德政是商王朝走向覆灭的根本原因。无独有偶，建立大秦帝国的始皇帝嬴政，全面废止了通行三代的天子冕服制度，焚书坑儒、强征民力，可谓残暴至极。清人痛斥之：“其酷虐不可枚举，号为
目录
上篇 服饰与中国文化
第一章 垂衣裳而天下治 003
一、垂衣裳：秩序的建构 004
二、服之不衷：秩序的冲击 007
三、赓续传统：重构中华礼仪服饰 011
第二章 衣以载道——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形” 019
一、天道人伦 020
二、比德劝善 026
三、惜物善用 033
第三章 时空秩序——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中的“色” 047
一、“五行五色”与“五德五色” 048
二、服饰中的“正色”与“间色” 050
三、神圣的礼服色彩 056
四、服色的限定与僭越 058
第四章 事天尚质——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中的“质” 067
一、轻裘缓带 068
二、麻衣如雪 071
三、丝衣其紑 076
四、絮棉而衣 082
第五章 服章之美——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中的“纹” 091
一、权力等级 092
二、祥瑞福德 100
三、佛道信仰 106
第六章 多元一体——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交融 115
一、服饰审美的多样化 116
二、“兴”胡服 120
三、“效”汉装 126
第七章 西风东渐——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嬗变 137
一、中装的承续 138
二、洋装的盛行 140
三、中山装的创制 144
四、“旗袍”时尚 146
五、“旗袍”裂变 151
第八章 文化复兴——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创新 159
一、文化担当 160
二、道德规约 163
三、人文关怀 165
四、环境保护 168
下篇 服饰与西方文化
第九章 回溯经典——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服饰文化 179
一、古希腊时期服饰文化 180
二、古罗马时期服饰文化 190
第十章 禁绝与超越——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服饰文化 201
一、中世纪服饰文化 202
二、文艺复兴时期服饰文化 210
第十一章 奢靡之巅峰——巴洛克与洛可可服饰文化 223
一、巴洛克服饰文化 224
二、洛可可服饰文化 233
第十二章 近代服饰的开端——新古典主义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服饰文化 245
一、新古典主义时期服饰文化 246
二、法国大革命时期服饰文化 254
第十三章 摇摆与反复——浪漫主义时期与克利诺林时期服饰文化 263
一、浪漫主义时期服饰文化 264
二、克利诺林时期服饰文化 268
第十四章 转化与过渡——巴塞尔时期与S形时期服饰文化 281
一、巴塞尔时期的服饰文化 282
二、S形时期的服饰文化 290
第十五章 轻装时代的到来 ——20世纪上半叶服饰文化 301
一、一战前的女装 302
二、一战期间的服饰文化 304
三、20世纪20年代服饰文化 306
四、20世纪30年代服饰文化 310
五、二战时期的服饰文化 315
第十六章 颠覆与变革——20世纪下半叶服饰文化 323
一、二战后的服饰文化（1945-1957） 324
二、20世纪60-70年代服饰文化 327
三、20世纪80-90年代服饰文化 338
后记 352
试读
上篇 服饰与中国文化
第一章 壹垂衣裳而天下治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早在新石器时代，纺织技术的诞生将人类带人衣装文明的新纪元。作为中华文化之魂的礼乐文化，从最初的萌芽，经历漫长的孕育，在殷周之际趋于成熟。周公制礼作乐，开启了中国文化道德理性的时代。服饰逐渐走向礼仪化、制度化，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服饰制度规范着社会成员的着装行为，建立起“服制有等”的社会伦理秩序；另一方面，则是个体乃至群体对既定服饰秩序的超越，以实现着装选择的自由。随着帝制时代的结束，服饰等级制度已不复存在，但其所蕴含的“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衣冠文明观却具有恒久的精神价值，为新时代方兴未艾的中华礼仪服饰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启迪。
一、垂衣裳：秩序的建构
衣冠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意义重大，与“礼乐”结合，可以教化人心，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服饰等级的高低与个人德行相关联，并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得以确立和强化。
（一）服饰之重
《易·贲》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解释为：“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礼乐文化的功能在于教化人心。故钱穆锐，“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的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在儒家的观念中，服饰是礼的反映，是宣扬礼乐教化、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故柳诒徵言：“衣裳为治天下之具也。”与天地相参的衣裳制度被提升到“安邦定国”的认知高度。
历代儒家学者对服饰的重要性给予高度的肯定。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载：“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若去其制度，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5]衣裳的五彩章纹之设，当以别尊卑上下，成人伦教化为要义，并非为满足感官的愉悦。东汉班固《白虎通义·衣裳》又言：“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缔谷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班固将服装的实用功能与社会功能清晰地揭示出来。清儒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对衣裳之重有更清晰的体悟：“故衣裳之垂也，上下辨焉，物采昭焉，荣华盛焉。洁齐，以示无散乱也；宽博，以示无虔鸷也。天地方圜之仪则，天产地产之精华，咸备焉；阴阳损益之数，律度规矩准绳自然之式，咸在焉；以示人极之全也。而天下悉观感以生其敬爱，于是而圣人者亦有其无功之功，以与天地相参。故惟衣裳可以配乾坤，而非他制器尚象所得而拟焉者也。”王夫之不仅对服饰制度盛赞有加，认为唯衣裳可以配乾坤，还对儒家衣式之宽博，提出重要论断——以示无征伐之心的谦谦君子之德。由内而外散发的文质彬彬的儒雅之气正是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秩序的重要前提。服饰所具有的表德劝善功能，是御寒蔽体、明辨等差之外，更具道德深意的人文内涵所在。
（二）天命有德
古代社会服饰作为区别身份的等级符号，它与着装者之间该如何建立有序的对应关系？此重要的理论依据来自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虞书·皋陶谟》载：“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汉儒孔安国释义：“五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异，所以命有德。”宋儒朱熹说得更加明白，“若德之大者，则赏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则赏以服之小者……尽是‘天命、天讨’，圣人未尝加一毫私意于其间，只是奉行天法而已”。天命论对于古代思想的影响之大，实不可低估。在儒家看来，上至天子下及士庶，服饰章彩之别的根本依据即在于个人德行的高下。一国之君之所以尊享最高等级的服饰，缘于其具备与之匹配的厚德。故《荀子》曰：“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在心为德，施之为行”，故德行体现了知与行的内外统一。君主选官授爵，更要以“德行”为重要依据。北宋司马光对此深有感悟，在《资治通鉴》中他以汉哀帝刘欣滥行封赏为例，对统治者加以鉴戒，“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王嘉语），如若不然，“则众庶不服，感动阴阳，其害疾自深”。
荀子曰：“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无论是帝王还是臣僚，德不配位、服不配主，必会招致民众的不满甚至引发激烈的反抗。商朝的最后一任国君纣王，服饰、宫室极尽隆重华美，虽“锦衣九重，广室高台”，但“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唐人孔颖达指出殷商之亡是“施其政令于民，无显明之德”，“皆在于怨，不可变易”。可见丧失德政是商王朝走向覆灭的根本原因。无独有偶，建立大秦帝国的始皇帝嬴政，全面废止了通行三代的天子冕服制度，焚书坑儒、强征民力，可谓残暴至极。清人痛斥之：“其酷虐不可枚举，号为
前言/序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教育的本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使人达到自我完善的境界。现代高等教育推行的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建设者。它有别于强化“一技之长”的专业教育，通过跨学科视野，拓宽知识的广度，深化思维的深度，以增进受教育者社会责任感、文化意识、伦理意识和批判意识的养成。
“服饰与中西文化”课程2018年入选中国传媒大学第一批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名录，隶属“艺术审美与人格心灵”素养板块。经过5年的教学探索与经验积累，2023年获评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立足“衣以载道，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本次与课程配套教材的出版正是这一目标的理论实践。在体例设定、内容择取方面，本书具有以下特色：一是专业的兼容性，区别于现有服饰文化研究的专业书籍，也不同于一般服饰史类教材，本书强调“无学科门槛”，注重知识的普遍性，以简驭繁，纲举目张，使学生了解中西服饰中蕴含的文化精髓；二是价值的导向性，择选典型服饰案例，并非单一描述其存在现象，而是将之视为“价值的载体”，融知识理解与价值传递为一体，突出在文化意识、伦理意识方面的德育功能；三是视角的双向性，“立足中国—观看西方”，在中西服饰文化比较中，让学生明确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理性看待西方文明，增强审美欣赏力和批判思辨力。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服饰与中国文化”、下篇“服饰与西方文化”。以时间为序，梳理中西服饰的发展脉络及文化特征，阐释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社会思潮对服饰变化的影响。以点带线，以线及面，启发学生运用辩证思维及历史智慧去理解和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
上篇“服饰与中国文化”部分，从“古典”“转型”“重构”三重逻辑出发建立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服饰文化的认知维度。第一章阐述礼仪化、制度化的古代服饰在国家治理方面发挥的媒介作用，以及个体乃至群体对服饰秩序的超越，在“立”与“破”的二元辩证中，引发对重塑现代服饰的社会礼仪功能、推进中华礼服文化建设的思考。第二至第五章，分别从形制、色彩、材质、纹饰四个方面揭示中华传统服饰的人文精神内涵：上衣下裳、深衣制诸多“有意味的形式”是对自然秩序、人伦秩序的视觉化重构；“五行五色”与“五德五色”概念融人衣冠制度，既有对宇宙时空秩序的哲思，又为社会不同等级提供了衣饰色彩规范；麻衣粗劣之别构筑“凶礼”五服制度，以明辨亲疏内外，并向“伦理化”的传统法律体系延伸；明、清时期文武官员官服胸背处饰以文禽武兽与官员品级——映射，深刻再现了章纹系统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紧密关联。第六章聚焦贯穿中国古代服饰史的胡汉文化交流互鉴现象，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唐朝的“胡风劲起”，从北魏的“全面汉化”到元朝的“汉制衮冕”，皆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生动缩影。第七章着眼于辛亥革命浪潮下以长袍、洋装、中山装、旗袍为代表的近代服饰变革，在新旧交替之间，着装的开放化、时尚化趋势日益凸显。第八章探索现代服饰文明古为今用、传承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突出传统服饰文明的内在精神动力及当代价值。
下篇“服饰与西方文化”部分，从古希腊时期到20世纪末，围绕欧洲和美国各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服装概念、造型或人物进行阐述。第九章以古希腊“无形之形”的特殊服装风貌为切入点，探讨其自然、和谐的精神内涵及其所传递的对自然的崇尚和对人性的尊重；古罗马服饰则在继承古希腊之风的基础上，具有了建构社会身份等级和性别角色的象征属性。第十、十一章，侧重中世纪至洛可可时期两性服装在结构上的变化；服装由遮蔽男女差异转而成为强化性别特质和炫耀财富与地位的视觉标识。第十二章着眼于新古典主义时期和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后的服饰变革，展示了服饰从以宫廷时尚为主导转而向资产阶级品位靠拢的嬗变过程。第十三、十四章聚焦于19世纪频繁更迭的女装和缓慢发展的男装所呈现出的“二重奏”现象，它不仅体现了时尚的演进，也深刻反映了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的转变。第十五、十六章阐述两次世界大战对于女装现代化的推动，以及二战后着装观念的更迭——身体与服饰之间的关系被反复重新诠释，服饰呈现出了异彩纷呈的多元化样态。
从中西服饰文化的观照比较中，可形成对自身文明特质的深刻理解。中国素有“衣冠上国”之美誉，所谓“衣服从其仪，君子德也；衣以饰外，德以备内，内修外饰，礼有制也”。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所承载的伦理维护、道德教化之功，深深根植在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中，至今仍具有可供借鉴的积极意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时期，传承中华服饰文明优秀的精神瑰宝，弘扬“衣以载道”的文化传统，不仅有助于个人在博学与精专、知识与价值的协调发展中实现自身人文素养的全面提升，更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彰显国家风范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张玲 谢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