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转型期 行政下沉与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中国乡村》基于长期的实地调研，意在揭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变迁及其推动力量。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进程进一步加速。在这一进程中，两股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来自上级政府的行政下沉，二是来自城市社会的资本下乡，前者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乡村社会转移支付的增多、组织管理的增强和治理干预的增加，后者则集中表现为城市资本对农村土地的大规模流转和对乡村产业的密集投资。行政下沉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内容和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资本下乡则极大地加速了乡村产业结构、农业生产方式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变迁。在行政下沉与资本下乡的推动下，中国乡村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
精彩书摘
上篇 行政下沉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转型
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农村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农村建设，党中央先后提出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两项重大发展战略，配合高标准农田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移风易俗等一系列专项工作，我国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但与此同时，治理要求的提高也导致农村基层的治理事务大幅增加、治理标准大幅提升，以至于传统的村民自治模式已经很难满足新时期的农村治理需求。基于此，全国各地的基层政府都纷纷开启了以党建引领、资源下乡、组织再造和规则重塑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下沉”进程，从而导致农村治理普遍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行政化”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乡村治理将何去何从？本篇将集中探讨这一问题。
第一章 行政下沉与农村社会自治能力再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接连提出了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两项重大发展战略，我国农村社会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新时期，农村社会迎来了新的机遇，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如何带动农民脱贫？如何改变社会面貌？这一系列问题通通摆在了基层政府的面前。在现行制度背景下，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因此要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首先必须提高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
第一节 如何提高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
农村基层治理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围绕如何提升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社会资源动员论”，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依然保留了很多的熟人社会特征，人情、面子和社会权威都是重要的治理资源，通过动员这些社会资源可以有效提高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在这一思路导向下，汤玉权等提出应调整基层治理单元，增加自治单元内部的社会资本密度，从而方便农民开展内部合作；杜姣指出应广泛构建“村民理事会”等自治组织，吸纳农村社会中的“非体制精英”参与村级治理，从而利用他们的社会权威加强对普通农民的动员；刘婷婷等则认为应增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优化与整合，从而让“德治”回归农村治理。
二是“制度资源激活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法定的社会治理方式，其运作存在相应的制度基础，通过重新激活相关制度，可以有效提升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首先，有学者指出村民自治制度是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之上，因此借助农地“三权分置”及其配套制度改革，强化村集体对于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可以有效推动农民的再组织化，从而增强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其次，有学者提出党的领导是村民自治制度得以顺利运行的政治保障，因此，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将党建嵌人基层治理，可以重塑村庄社会的公共性，从而提升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
可以看到，无论是“社会资源动员论”还是“制度资源激活论”，其研究思路都是一致的，即都希望通过对农村社会内部资源的进一步挖掘来提高其自治能力。这一思路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将农村社会视作独立运行的封闭场域，从而忽视了基层政府的行政介入对于村级治理的正面作用。在这一思路导向下，来自政府的行政干预往往被学者视作对村民自治空间的挤压，因而需要被极力避免。但需要认识到的是，随着我国各领域的持续快速发
……
目录
上篇 行政下沉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转型
第一章 行政下沉与农村社会自治能力再造 3
第一节 如何提高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 3
第二节 行政嵌入：从理论到实践 5
第三节 乡村社会转型与村民自治困境 8
第四节 行政嵌人与村级治理转型 10
第五节 治理转型背景下的村民自治能力再造 14
第六节 结论与讨论 19
第二章 党建引领与农村基层治理能力提升 20
第一节 如何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引领能力 20
第二节 乡村社会转型与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困境 22
第三节 党建工作模式创新与“实践型党建”的生成 25
第四节 “实践型党建”与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重塑 28
第五节 以嵌入促引领：对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再思考 31
第六节 结语 33
第三章 农村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治理 34
第一节 农村青年返乡与乡村治理转型 34
第二节 多元推动：农村青年返乡担任农村干部的实践基础 37
第三节 内生性现代化：返乡青年参与下的乡村治理转型 40
第四节 嵌入性机制构建：青年干部治理绩效的优化路径 44
第五节 结语 49
第四章 村治主体的“去精英化” 51
第一节 谁在治理村庄？ 51
第二节 精英退出与常人治村：村治主体的变迁过程 54
第三节 治理转型与主体适配：村治主体的变迁机制 57
第四节 村治主体“去精英化”的治理后果 65
第五节 结论与讨论 67
第五章 发挥民主的民生功能 69
第一节 如何治理农民的不合作行为 70
第二节 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民不合作行为的产生机制 72
第三节 资源下乡模式转变与“民主包干制”的形成 75
第四节 “民主包干制”的内涵及其运行过程 79
第五节 “民主包干制”化解农民不合作行为的实践机制 82
第六节 结论与讨论 87
第六章 公事的“家事化”——宗族型村庄的善治路径 89
第一节 宗族结构如何影响社会治理 90
第二节 玉村的项目落地治理实践 92
第三节 “公事”与“家事”：农民的双重行为逻辑 93
第四节 “公事”认同与项目落地困境的产生 96
第五节 公事的“家事化”：认同转换消解项目落地困境 98
第六节 结论 100
下篇 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产业发展
第七章 政绩生产与政策找补：资本下乡的实践逻辑 105
第一节 城市资本为何热衷下乡？ 105
第二节 投资不为挣钱：资本下乡的悖论实践 107
第三节 响应政府号召：社会资本投资行为的隐性目标 109
第四节 政策倾斜：社会资本投资行为的动力来源 111
第五节 “政府一资本”结构的形成及其政治经济影响 113
第六节 结论与启示 116
第八章 资本下乡对农民收入稳定性的影响 118
第一节 资本下乡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什么影响 118
第二节 苏村地区的资本下乡实践 122
第三节 资本下乡与农村社会内部市场秩序变迁 124
第四节 市场秩序转变与农民收入稳定性变迁 128
第五节 对农村产业发展路径的再思考 134
第九章 资本下乡背景下农业雇工管理模式变迁 137
第一节 资本化农业经营过程中的雇工管理难题及其应对 137
第二节 资本主体的雇工管理行为如何变迁 139
第三节 资本化农业经营的雇工管理困境与资本主体的策略性人场 143
第四节 资本化经营与农业生产体系变迁 147
第五节 农业生产体系变迁与雇工管理模式转型 152
第六节 结论 156
第十章 村社主导：资本下乡推动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157
第一节 如何整合下乡资本与农村资源 157
第二节 村社主导：一个整合资本与资源的可能路径 160
第三节 资源排斥：资本下乡经营农村产业的现实困境 161
第四节 村社主导：整合资本与农村资源的实践路径 164
第五节 互动结构转换：村社组织发挥资源整合效能的实践逻辑 168
第六节 结语 171
第十一章 村社统筹与小农本位的农业现代化转型 173
第一节 如何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 173
第二节 村社统筹与农村产业发展 176
第三节 分散经营下的农业发展困境 179
第四节 村社统筹与渐进式农民组织化 182
第五节 农民组织化与小农本位的农业现代化转型&nbs
试读
上篇 行政下沉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转型
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农村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农村建设，党中央先后提出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两项重大发展战略，配合高标准农田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移风易俗等一系列专项工作，我国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但与此同时，治理要求的提高也导致农村基层的治理事务大幅增加、治理标准大幅提升，以至于传统的村民自治模式已经很难满足新时期的农村治理需求。基于此，全国各地的基层政府都纷纷开启了以党建引领、资源下乡、组织再造和规则重塑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下沉”进程，从而导致农村治理普遍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行政化”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乡村治理将何去何从？本篇将集中探讨这一问题。
第一章 行政下沉与农村社会自治能力再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接连提出了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两项重大发展战略，我国农村社会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新时期，农村社会迎来了新的机遇，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如何带动农民脱贫？如何改变社会面貌？这一系列问题通通摆在了基层政府的面前。在现行制度背景下，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因此要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首先必须提高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
第一节 如何提高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
农村基层治理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围绕如何提升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社会资源动员论”，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依然保留了很多的熟人社会特征，人情、面子和社会权威都是重要的治理资源，通过动员这些社会资源可以有效提高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在这一思路导向下，汤玉权等提出应调整基层治理单元，增加自治单元内部的社会资本密度，从而方便农民开展内部合作；杜姣指出应广泛构建“村民理事会”等自治组织，吸纳农村社会中的“非体制精英”参与村级治理，从而利用他们的社会权威加强对普通农民的动员；刘婷婷等则认为应增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优化与整合，从而让“德治”回归农村治理。
二是“制度资源激活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法定的社会治理方式，其运作存在相应的制度基础，通过重新激活相关制度，可以有效提升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首先，有学者指出村民自治制度是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之上，因此借助农地“三权分置”及其配套制度改革，强化村集体对于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可以有效推动农民的再组织化，从而增强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其次，有学者提出党的领导是村民自治制度得以顺利运行的政治保障，因此，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将党建嵌人基层治理，可以重塑村庄社会的公共性，从而提升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
可以看到，无论是“社会资源动员论”还是“制度资源激活论”，其研究思路都是一致的，即都希望通过对农村社会内部资源的进一步挖掘来提高其自治能力。这一思路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将农村社会视作独立运行的封闭场域，从而忽视了基层政府的行政介入对于村级治理的正面作用。在这一思路导向下，来自政府的行政干预往往被学者视作对村民自治空间的挤压，因而需要被极力避免。但需要认识到的是，随着我国各领域的持续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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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本书的缘起
2015年，我到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有幸师从贺雪峰教授，在贺老师的指导下，我踏上了学术研究这条道路。贺老师治学追求的是“田野的灵感”和“直白的文风”，他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以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目标，最后搭建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贺老师的这一治学理念不仅体现在其学术研究中，也体现在其对学生的培养上。贺老师将自己对学生的培养方法概括为“两经一专”，即“经典阅读＋经验训练＋专业化”，其中“经典阅读”是指在硕士学习期间大量阅读专业书籍，以培养理论思维能力；“经验训练”是指在博士学习期间大量开展田野调查，以培养经验研究能力；“专业化”是指在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期间找准一个领域，打一口“深井”，从而深入某一领域的研究中。贺老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科研究者。
在贺老师门下读书的七年时间里，我先是用了三年时间体系化地阅读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十余位社会学家的百余本经典著作，从而对社会学各流派的理论和方法都有了一个粗浅的了解；然后用了四年时间在全国各地的乡村基层开展了二十余次驻地调研，调研工作总时长超过450个工作日，从而对我国基层社会有了一个较为模糊的认识。和专门的课题调研不同，我的调研并不总是带着问题去的，而是纯粹为了了解现实、理解实践以训练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这些调研一般以20天为一个周期，每天白天访谈，晚上讨论。20天的时间大约是3周，在第1周，我会像“采风”一样去了解当地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形成对当地社会的整体性认识；在第2周，我会对当地的社会结构、治理模式等内容进行深度调查，并尝试对当地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进行解释；在第3周，我会抓住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进行深度挖掘，并试图去提出或者回应一些学术问题。调研结束后，我会就本次调研的所见所思撰写调研报告，并将一些自己认为值得关注或者有所思考的内容写成论文，本书的内容便是来自本人在那4年时间里形成的认识和体会。
乡村社会的变迁
由于自小在农村长大，我对乡村社会的变化分外敏感，这意外地成为我做“三农”研究的一个特殊优势。在读博士的四年时间里，随着调研经验逐渐丰富，我日渐感觉到中国乡村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的变迁。
这种变迁首先是体现在人居环境上。2012年以前中西部农村的人居环境普遍较为恶劣。以我的家乡（鄂西山区农村）为例，那时的道路虽然也铺设了水泥路面，但由于质量较差且年久失修，早就破败不堪，天晴便灰尘弥漫，雨天则泥泞不堪；生活用水主要依靠山泉，不仅水质和水量不稳定，而且一些地区取水还要靠肩挑背扛；网络则属于奢侈品，只有少数家庭可以使用电话线拨号上网。而今天的乡村则已经有了全新的面貌：水泥路、自来水、互联网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乡村的标配，一些开展过“新农村建设”的村庄甚至还拥有了柏油路、村史馆、运动场、农家书屋等一些新型基础设施，以至于现在在乡村生活已经成为一种享受。
其次是在村庄治理上。正如一些经典研究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的乡村社会实行的是“简约治理”。这种状态实际上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期。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农村社会中虽然有村干部，但是村干部也是农民，没有哪个村干部会将当干部作为生计来源，也没有哪个村干部会自诩为干部，这是会被村民笑话的，以至于我直到读大学都不知道我们村的书记是谁。村级组织运转也没有一定之规，没有村干部会守在办公室等村民来办事，村民办事一般是直接找到干部家中，村干部则一般是白天干农活，晚上在家给农民办事。但当下的农村治理已经完全没有了“简约治理”的影子。一方面，村干部已经高度职业化了，也需要按时上班、下班、值班，一些地区的村部还配置了打卡装置；另一方面，村级组织的运行过程越来越行政化，与村民打交道的方式越来越规范化，行政事务也已经成为绝大部分地区村级组织工作的主要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