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记述作者跨越世纪的人生历程。青年投身革命，从事地下工作；担任铁道兵机要员，参与抗美援朝，投身黎湛线、鹰厦线等铁路建设，初涉地铁领域，参与京原线、京通线施工，两度援越指导铁路抢修。转业后主导住宅设计。退休后推动行业培训、编撰教材。末章记录国际差旅与邮轮见闻，展现多彩一生。
本书可为历史研究者、行业从业者、离退休干部及口述史学者提供珍贵亲历视角。
精彩书摘
我父亲曹寿炎（1903—1967）解放前是中学教员，1924年雅礼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5年与我母亲梁君悦（1904—1988）结婚。1926年母亲生了我大姐，1928年又生了我二姐。1928年雅礼大学停办，父亲赴广州教书，母亲带着大姐随往，把二姐留给祖父母抚养。祖父曹庆生（1878—1957）、祖母唐氏（1881—1945），在长沙西五峰乡雷打冲（距离市区约15公里）有水田26亩，瓦屋半幢（8间）。
1932年父母生下我（我排行老三，我们家是男女合并排序的）。1933年母亲带着大姐和我从广州回到长沙，1934年母亲生了我四弟，之后又将四弟交给了祖父母抚养。父母则带着大姐和我返回广州，又于1935年生下了我五弟。
1938年10月日寇进攻广州，父母亲带着大姐、我和五弟又回到了湖南。父亲应同学之邀到湖南地方行政干部学校任事务课长。11月长沙“文夕”大火，父母亲匆匆带着大姐、我和五弟避居宁乡贺家塘，二姐和四弟仍随祖父母居于乡下。1939年父亲经同学介绍到邵阳协助筹办国立第十一中学并留校任教，母亲带着大姐、我和四弟、五弟随往。我那时不到7岁，也没上学。一天我领着四弟（刚5岁）、五弟（还不到4岁）鬼使神差地随着邻居过河到邵阳城里逛了一圈，没告诉家人，下午才回来。父母亲找不到人，着急了一整天。我是长子，平时父母对我疼爱有加，但是那次事犯大了，母亲扎实打了我一顿。我记忆中，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挨打。 1940年父亲经同学介绍到香港知用中学教书，两个姐姐在长沙周南女中住校读初中，母亲带着我和四弟、五弟回到了乡下。两年间，母亲辅导我们三人读古文、背唐诗、做算术，使我们学到了一些小学知识。母亲还给我们排了课表，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星期三下午是写大字，星期六下午则是写周记。经过两年的学习，《唐诗三百首》我能背一百多首，《孟子》上册我也基本成诵，并能熟背《古文观止》中二十多篇经典文章，这些扎实的古文功底正是源于那段时光的积累。
1941年12月日寇占领香港，次年5月父亲回湘，应同学邀请到衡阳帮忙开商店做生意。
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间，为阻击日军打通粤汉铁路的企图，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在长沙北展开三次会战。第三次会战期间，国民党军队重创日军，取得抗战期间罕见的对日作战重大胜利。当时大姐还在长沙读师范学校，二姐在桂林读高中。1943年长沙局势平稳，为了上学，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弟从乡下搬到了长沙城里。我和四弟、五弟在长沙读小学。1944年6月日军再次进攻长沙。当时长沙兵荒马乱，人心惶惶，而父母亲都在衡阳，情急之下，祖父决定带我们三兄弟到河西老家去避难，留下大姐在城里等候父母亲的消息。那天下午，敌机不时轰炸，长沙城一片混乱。祖父带着我们三兄弟匆匆出城，过了湘江向乡间走。当时五弟不到10岁，走得不快。记得那是阴历十五左右，月光不错，足以照亮行程。当我们走了大约一半路程的时候，大姐追了上来，她说妈妈已回到长沙，说要带我们到衡阳去。这样，祖父就自己回乡下去了，我们三兄弟随着大姐连夜往城里赶。赶到江边时发现仅剩一艘小渡船，许多人都在往船上挤。正当我们着急时，船上有个士兵高喊让妇女小孩先上船，并朝天鸣枪。大姐拨开众人，把我们拉上了船。回到家，母亲已收拾好行李，正焦急地等着我们。见我们回来，立即带着我们往小西门赶。这时城里不时有敌机轰炸，一阵阵火光伴着炸弹爆炸的轰鸣声，气氛十分紧张。我们奔至码头，匆忙登上预定的驳船，由小火轮牵引着驶离长沙。船开出不久，小火轮突然解开缆绳，将驳船丢下，径直开走了，母亲见状急得嚎啕大哭。幸而驳船上的国民党士兵，果断朝着小火轮开枪威慑，最终迫使小火轮折返重新拖拽前行。我们到湘潭后改乘火车到衡阳。那时火车的车门窗在车走的时候都是开着的，更何况是逃难的火车，挤得一塌糊涂。记得在一个小站，四弟下去解手，我陪他下车，刚小便完车就要开走，门口挤不进去，我只好将四弟从窗口推进去。幸亏那时火车启动慢，还开着门，我这才能从门口挤上车，直到下一站才回到座位上，差点没把妈妈吓死。
在衡阳住了几天，局势又趋紧张。当时舅舅梁君大（1909—1986）同在衡阳，父母亲就和舅舅商量，决定到宜章县舅舅所在的矿山去避难。舅舅和舅妈邹德惠（1912—1993）都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曾以办学堂、开书店为掩护，辗转长沙、衡阳、南岳、桂林等地开展地下工作。舅舅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衡山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1941年他受党组织派遣先后打入东安钨矿、道县钨矿和江永锡矿潜伏，1942年接管一锡矿公司，借护矿为名购置枪支弹药，秘密筹备组建湘南抗日游击队并建立根据地，这期间，众多亲友亦陆续避难至此。
当时父亲的公司还有些事没有处理完，就让大姐带着我和四弟跟舅舅先走，父母亲他们随后来。但局势发展太快，长沙很快被日军占领，粤汉铁路不通车了。父母亲就只好带着五弟途经桂林到湘西靖县。经过桂林时，把正在桂林读书的二姐和舅舅的女儿秀雄一起带着去了。
P3-5
目录
01 我们曹家
02 参加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领导学生运动
03 机要工作 铁道兵 抗美援朝
04 黎湛线 鹰厦线 上大学 兰州锻炼 地铁班
05 铁道兵科研院 “文化大革命”
06 当兵锻炼 67团 京原线 京通线
07 两次作为中国援越铁路抢修专家组成员赴越南工作
08 地铁设计院 住宅设计 集体转业
09 勘察设计协会 设科中心 培训 主编教材 拆迁搬家
10 出国出差、旅游 坐邮轮
试读
我父亲曹寿炎（1903—1967）解放前是中学教员，1924年雅礼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5年与我母亲梁君悦（1904—1988）结婚。1926年母亲生了我大姐，1928年又生了我二姐。1928年雅礼大学停办，父亲赴广州教书，母亲带着大姐随往，把二姐留给祖父母抚养。祖父曹庆生（1878—1957）、祖母唐氏（1881—1945），在长沙西五峰乡雷打冲（距离市区约15公里）有水田26亩，瓦屋半幢（8间）。
1932年父母生下我（我排行老三，我们家是男女合并排序的）。1933年母亲带着大姐和我从广州回到长沙，1934年母亲生了我四弟，之后又将四弟交给了祖父母抚养。父母则带着大姐和我返回广州，又于1935年生下了我五弟。
1938年10月日寇进攻广州，父母亲带着大姐、我和五弟又回到了湖南。父亲应同学之邀到湖南地方行政干部学校任事务课长。11月长沙“文夕”大火，父母亲匆匆带着大姐、我和五弟避居宁乡贺家塘，二姐和四弟仍随祖父母居于乡下。1939年父亲经同学介绍到邵阳协助筹办国立第十一中学并留校任教，母亲带着大姐、我和四弟、五弟随往。我那时不到7岁，也没上学。一天我领着四弟（刚5岁）、五弟（还不到4岁）鬼使神差地随着邻居过河到邵阳城里逛了一圈，没告诉家人，下午才回来。父母亲找不到人，着急了一整天。我是长子，平时父母对我疼爱有加，但是那次事犯大了，母亲扎实打了我一顿。我记忆中，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挨打。 1940年父亲经同学介绍到香港知用中学教书，两个姐姐在长沙周南女中住校读初中，母亲带着我和四弟、五弟回到了乡下。两年间，母亲辅导我们三人读古文、背唐诗、做算术，使我们学到了一些小学知识。母亲还给我们排了课表，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星期三下午是写大字，星期六下午则是写周记。经过两年的学习，《唐诗三百首》我能背一百多首，《孟子》上册我也基本成诵，并能熟背《古文观止》中二十多篇经典文章，这些扎实的古文功底正是源于那段时光的积累。
1941年12月日寇占领香港，次年5月父亲回湘，应同学邀请到衡阳帮忙开商店做生意。
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间，为阻击日军打通粤汉铁路的企图，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在长沙北展开三次会战。第三次会战期间，国民党军队重创日军，取得抗战期间罕见的对日作战重大胜利。当时大姐还在长沙读师范学校，二姐在桂林读高中。1943年长沙局势平稳，为了上学，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弟从乡下搬到了长沙城里。我和四弟、五弟在长沙读小学。1944年6月日军再次进攻长沙。当时长沙兵荒马乱，人心惶惶，而父母亲都在衡阳，情急之下，祖父决定带我们三兄弟到河西老家去避难，留下大姐在城里等候父母亲的消息。那天下午，敌机不时轰炸，长沙城一片混乱。祖父带着我们三兄弟匆匆出城，过了湘江向乡间走。当时五弟不到10岁，走得不快。记得那是阴历十五左右，月光不错，足以照亮行程。当我们走了大约一半路程的时候，大姐追了上来，她说妈妈已回到长沙，说要带我们到衡阳去。这样，祖父就自己回乡下去了，我们三兄弟随着大姐连夜往城里赶。赶到江边时发现仅剩一艘小渡船，许多人都在往船上挤。正当我们着急时，船上有个士兵高喊让妇女小孩先上船，并朝天鸣枪。大姐拨开众人，把我们拉上了船。回到家，母亲已收拾好行李，正焦急地等着我们。见我们回来，立即带着我们往小西门赶。这时城里不时有敌机轰炸，一阵阵火光伴着炸弹爆炸的轰鸣声，气氛十分紧张。我们奔至码头，匆忙登上预定的驳船，由小火轮牵引着驶离长沙。船开出不久，小火轮突然解开缆绳，将驳船丢下，径直开走了，母亲见状急得嚎啕大哭。幸而驳船上的国民党士兵，果断朝着小火轮开枪威慑，最终迫使小火轮折返重新拖拽前行。我们到湘潭后改乘火车到衡阳。那时火车的车门窗在车走的时候都是开着的，更何况是逃难的火车，挤得一塌糊涂。记得在一个小站，四弟下去解手，我陪他下车，刚小便完车就要开走，门口挤不进去，我只好将四弟从窗口推进去。幸亏那时火车启动慢，还开着门，我这才能从门口挤上车，直到下一站才回到座位上，差点没把妈妈吓死。
在衡阳住了几天，局势又趋紧张。当时舅舅梁君大（1909—1986）同在衡阳，父母亲就和舅舅商量，决定到宜章县舅舅所在的矿山去避难。舅舅和舅妈邹德惠（1912—1993）都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曾以办学堂、开书店为掩护，辗转长沙、衡阳、南岳、桂林等地开展地下工作。舅舅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衡山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1941年他受党组织派遣先后打入东安钨矿、道县钨矿和江永锡矿潜伏，1942年接管一锡矿公司，借护矿为名购置枪支弹药，秘密筹备组建湘南抗日游击队并建立根据地，这期间，众多亲友亦陆续避难至此。
当时父亲的公司还有些事没有处理完，就让大姐带着我和四弟跟舅舅先走，父母亲他们随后来。但局势发展太快，长沙很快被日军占领，粤汉铁路不通车了。父母亲就只好带着五弟途经桂林到湘西靖县。经过桂林时，把正在桂林读书的二姐和舅舅的女儿秀雄一起带着去了。
P3-5
前言/序言
我的一生是多彩的一生 。 解放前，我参加共产党 的地下组织，领导了湖南长 沙广雅中学的学生运动。解 放后，1950年6月入党，同 年9月调到部队做机要工作 ，1951年7月在中南军区（ 第四野战军）机要学校结业 ，分配到铁道兵（当时还是 铁道兵团）。参加抗美援朝 ，两年立了两次三等功，获 得3枚朝鲜政府颁发的军功 章。 1956年我上了大学，在 唐山铁道学院（现西南交通 大学）学习。1961年毕业 后进入铁道兵科研院，参加 了铁路抢修军用钢梁的研究 设计工作。我在1966年“文 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 铁道兵司令部党委于1979 年为我作出了平反决定。个 人的感受是，这段经历对我 后来的工作安排产生了一定 影响。 1969年我到铁道兵十四 师67团担任副总工程师，主 持全团的技术工作，参加了 京原线、京通线的建设。 1965年7月到1966年5月及 1972年7月到1973年2月两 次作为中国援越铁路抢修专 家组的成员到越南工作，获 得两枚越南政府颁发的“友 谊勋章”。 1975年我到北京铁道兵 地铁设计院工作。1983年 集体转业后，担任北京市城 市建设工程设计院副院长。 1988年到北京市规划委员 会成立的北京设科技术开发 中心任总经理，兼下属京联 设计所所长。 1995年、1997年和2002 年，我受北京市规划委的委 托，先后组织了北京设计行 业的注册建筑师和注册结构 、岩土工程师的考前培训。 2001~2003年，我作为主编 ，组织授课老师整理讲稿， 先后出版了一、二级注册建 筑师和注册结构、岩土工程 师两套考试辅导教材，之后 每年都修订再版。 我一辈子没当过大官， 也没找领导跑过官。除主编 两套教材外，学术上也没有 突出的成就。一辈子就是按 照党的安排，完成各阶段的 工作，自认为任务完成得都 不错。 我当过各级领导，虽然 官不大，但从未染指一分不 当之财，也没有整过任何人 。被人整过的事，回想起来 应该不少，我也无所谓，做 好自己最重要。俗话说“害 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 可无”，可回过头来说，不 知道怎么害人，防人也就不 知道该怎么防。 我一辈子没和人吵过架 ，遇到烦心事不生气，泰然 处之。 我是离休干部（指1949 年9月30日参加革命的干部 ），国家现在每月发我养老 费和补贴20517.5元。看病 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国家给 我百分之百报销。我老伴退 休前是中学副校长，现在每 月退休费10410元。我们现 在衣食无忧。 我有两个姐姐和三个弟 弟，我和两个姐姐、四弟、 五弟都是共产党员、离休干 部。我老伴也是共产党员。 我女儿退休后和我们住 在一起，照顾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安心养老。 “京东、天猫”网购，“饿 了么”叫外卖，“滴滴”叫车 ，我都会用，没落后于时代 。 我今年93岁，也算高寿 了！近两年为了安全，走路 要带助步器，血氧不足需要 吸氧，说话欠清晰。所幸耳 不聋、眼不花（年轻时近视 600度，到老了近视和老花“ 中和”，现在只剩300度，裸 眼能看清药品说明书上的小 字），头脑清醒，牙齿还有 20颗，生活质量还可以。 一辈子扪心自问，良心 无愧！党心无愧！ 作者 202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