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论美国》是一部由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撰写的美国外交史，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叙述了从建国时期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到21世纪的特朗普，250年来美国与世界的互动。全书将美国外交历程分为五个主要时期：孤立主义主导的建国初期至19世纪末，成为区域性强国的19世纪末至一战结束，经济上领先全球的战间期，作为超级大国之一的冷战时期，应对全球化时代新挑战的后冷战时期。书中以生动传神的笔触描绘了影响美国外交走向、在外交舞台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外交家，如杰斐逊、亚当斯、林肯、罗斯福、杜鲁门、威尔逊、肯尼迪、尼克松、基辛格、里根等，精彩还原了一个个重大外交事件的现场，展现了美国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应对国际挑战及如何塑造全球秩序。
作为美国外交的资深局内人，作者带来了一个了解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和行事方式的可贵视角，他将毕生积累的一手资料和实践经验倾注笔端，使政治家的敏锐洞察与学者的深刻思考结合起来。书中梳理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轨迹，总结了美国与世界互动过程中遵循的实用主义精神，并辨析出五个关键传统：对北美的重视，对国际贸易自由的重视，同盟关系的转变，对公众和国会支持的依赖，以及对美国承担着宏大使命的想象。这一底层逻辑仍将是解读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把钥匙。
目录
序言：美国的第一个外交官
第一部分 美洲新纪元：大陆领土、财政权、中性独立以及共和党人联盟
第 1 章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权力的构建者
第 2 章 托马斯·杰弗逊：未来主义者
第 3 章 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亨利·克莱：美国现实主义和美国体系
第 4 章 亚伯拉罕·林肯和威廉·西沃德：实用派联邦主义者
第二部分 美国和全球秩序
第 5 章 海约翰：门户开放
第 6 章 西奥多·罗斯福：权力平衡者
第 7 章 伍德罗·威尔逊：海外政治科学家
第三部分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主义者
第 8 章 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军备控制和华盛顿会议
第 9 章 伊莱休·鲁特：国际法
第 10 章 科德尔·赫尔：互惠贸易
第四部分 美国同盟的新秩序
第 11 章 美国同盟体系的构建者们
第 12 章 范内瓦·布什：发明未来的人
第 13 章 约翰·F． 肯尼迪：危机管理者
第 14 章 林登·约翰逊：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第 15 章 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美国式现实政治
第 16 章 罗纳德·里根：复兴主义者
第五部分 结束与开始
第 17 章 乔治·H． W． 布什：同盟领袖
第 18 章 美国外交的五个传统
后记：从传统到今天
鸣 谢
注 释
试读
五个传统
美国的外交经验有一些积累下来的传统。本书列出五个指导了美国的愿景和实用主义的外交传统。这五个传统都已经在在富兰克林的故事里露过面了。虽然这些传统中所包括的一些主题也是其他国家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但美国外交在应用它们的过程中还是有着明显的美国特色。
第一，美国的注意力集中于北美——也就是它所处的这块大陆——以确定美国的地理、面积、边境、人口、共和国性质、安全、经济和邻国关系。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都试图主宰过各自的区域，但只有美国成功地控制了整个大陆。今天，美国人的兴趣仍然在他们自己的边界、安全、人口跨境流动、商业、信息和环境上。21世纪，北美将成为美国在全球——尤其是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的权力部署中的基地。我们希望它成为尽可能最好的基础。
美国领导人们有时会把大陆视角扩展到美国与美洲各共和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上。他们希望新世界的国家能改变旧世界的运转方式。美国很可能将继续追求西半球各国的伙伴关系承诺。
第二，美国的跨国科技贸易关系不仅决定了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也决定了政治乃至安全关系。美国的诞生始于殖民地人民抗议大英帝国侵犯他们的自由，而这些行为中就包括征收贸易税。从建国开始，美国就把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联系在了一起，并且坚信私人团队应该肩负起商业使节的使命。美国的商人们践行了一种新型的跨国国际主义。美国总是要求其他国家“打开国门”做贸易。20世纪，美国官员发现了贸易与金融和健康的经济体、政治以及安全之间的联系。美国创造了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依赖于大学和私营部门，还有联邦拨款的支持。美国的企业家精神和跨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21世纪，美国与贸易、科技和金融的关系将成为未来的秩序和伙伴关系的基础。
第三，美国外交反映了美国人对同盟的态度，以及对国家间秩序关系的态度的变化。在建国之初的150年里，美国人一直都铭记着华盛顿和杰弗逊的警告，不与欧洲强国结盟。为了寻找替代方案，美国人尝试了各种在安全的国际体系中保持国家独立的方式。各共和州组成联邦的经验——尤其是在南北战争中的联邦得以保留之后——也在数十年间影响了美国人对国家秩序的思考。即使到了今天，美国人依然会考虑贸易安排、国际法、军备控制以及区域内的权力平衡。
二战结束后，为了防止全球分裂和苏联建立霸权，美国组织起了规模空前的同盟体系。美国的同盟成为了一种新的政治-安全体系，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方面的互惠框架。美国的同盟伙伴大多数都是自由共和国，或是在和美国同盟后变成了民主国家。冷战之后，美国调整了规模有所扩大的同盟体系，以适应新的设计。
今天，特朗普总统和其他人对美国同盟体系的成本和作用提出了质疑。我在职业生涯中曾经和这些盟友合作，以推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但我也认为美国可能需要重新对其同盟体系的范围、承诺和共同承担的责任做出评估。美国可能需要考虑能够代替同盟体系——或与其互补——的官方和民间途径，以继续和各个国家及它们的人民保持合作和竞争。如果美国打算这么做，那么决策者可能就需要先审视一下美国最初为什么会同意和特定的国家建立同盟，以及美国是怎样让这些盟友起到好作用的。
第四，美国外交的主事者要懂得如何引导或回应公众的态度。包括乔治·凯南在内，许多杰出的外交思想家都曾困惑于如何将外交政策融入民主共和国的体系内，并承认国会的权力。最有手腕的政治家都会在国会中寻找关键的盟友。许多的政治元素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美国外交的成功领袖需要在这些政治元素的架构下行事。
最后，美国外交反映出了这样一种信仰，即美国是一个特殊的、正在进行的实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关系上都是如此，而这个实验应该为一个更高的目标而服务。美国的开国元老们都很用心地学习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世界秩序。他们意识到，一旦他们的共和国实验成功，那么就有可能改变当时存在的帝国秩序——用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话说，就是“让世界重新开始”。
1782年，国会秘书查尔斯·汤姆逊（Charles Thomson）拿出自己设计的美国国玺图案请求批准，并解释了这个图案的象征意义（对美国国玺不熟悉的人可以找一张1美元的钞票，国玺的图案就印在背面）。国玺上画着一座未完成的金字塔，共13层，象征着当时的13个州。金字塔上方画着上帝之眼，下方则是拉丁文“Novus Ordo Seclorum”，也就是“时代新秩序”。汤姆逊说，1776年象征着“美洲新纪元的开始”。第一个教我外交史的教授则说：“美国历史上，有一个问题经常是含混不清的，那就是‘美国的’（American）到底是一个有地理限制的概念，还是一种更广义上的描述”。
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