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吴宗慈的方志理论代表作，集中反映了其方志学思想。内容主要为《修志丛论》《江西通志体例述旨》《论今日之方志学》，皆为吴宗慈在江西通志馆任馆长兼总纂后的工作成果。《修志丛论》写就于1947年，包括34篇修志短文，其中有关于方志的体例、实用、通志中新科学、沿革考、论人物、论食货志等，凡涉及编志中的一些问题他都有论述，还有编纂方案2篇，例目1篇，编纂原则1篇。《江西通志体例述旨》是他于1941年初任江西通志馆馆长时，拟定的《江西通志》的编纂体例。《论今日之方志学》是他的方志和方志学主要观点的概括。总的来看，吴宗慈的方志理论是成系统且有不少新见的。

吴宗慈的著述自民国发表以来，久未有出版整理，仅有《修志丛论》有民国时石印本，除此之外，皆为零星引用转载。本书则汇总整理其全部方志理论著述，收入“方志学名著丛刊”中。《修志丛论》以1947年铅印本为底本整理，外二种之《江西通志体例述旨》以国图所藏1941年铅印本为底本并参校《江西通志稿》本进行整理。《论今日之方志学》以《江西文物》第2卷第2期所载为底本进行整理。另外附录吴氏《江西省通志纂修源委考》一文及其所纂修《庐山志·凡例》一篇。

目录

出版说明

修志丛论………………………………………………

江西通志体例要述恉…………………………………

论今日之方志学………………………………………

附录（一）江西省通志纂修源委才…………………

附录（二）《庐山志》自序…………………………

附录（三）《庐山志》凡例………………

前言/序言

地方志是我国十分重要的一种文献门类，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编修工作可以上溯至秦汉时期。然而总结其理论，使方志学从传统历史学范畴中脱离出来，形成一门单独的学问，却是近代的事情。其中，做了奠基工作的，公推清代中期的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章学诚站在学术史的角度来论史，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念，扩充了史学的研究范围。而在方志研究上，他基于丰富的修志实践，结合自己的史学理论创见，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志学理论。他强调“志属信史”“方志乃一方全史”，明确方志在史学上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立“三书”、定“四体”等一整套修志的体例和法度，又倡导在州县专立志科以推进修志事业。总之，章学诚是方志学研究上绕不过的一个重要人物。梁启超称道他：“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莫如章实斋。”

章学诚之后，方志学在民国时期草创并蓬勃发展。自梁启超于1924年提出“方志学”这一概念后，不断有学者深入开展方志理论研究，如黎锦熙、吴宗慈、傅振伦、王葆心、李泰棻、瞿宣颖、甘鹏云、寿鹏飞等，他们或考证旧志，或从方志性质、源流、体例、编纂方法等角度研究方志理论，并对方志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了初步探索。在当时的史地杂志和各省图书馆馆刊上，如《禹贡》《学风》《地学杂志》《浙江图书馆馆刊》等，多可看到这一时期丰富的方志学研究成果。另外，各省纷纷组建通志馆，编纂各地新志，20世纪30年代成为民国纂修新志最盛的时期，而当时学者们对方志学的研究成果也多有反映在这些新修的方志中。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方志学的理论研究与方志修纂处于艰难探索时期，进展缓慢。1980年2月，国务院指示各地：“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随后各省及省会城市竞相成立史志编委会或修志机构。中国地方志协会、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也很快成立，在其指导下，“首轮修志”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展开。为了配合修志工作实践，方志学的理论研究势必要深入进行。在1996年第二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大力加强方志基本理论研究和方志编纂学研究被重点提了出来。因此有不少方志学专家学者如刘光禄、来新夏、黄苇、仓修良、林衍经、洪焕椿、邸富生、林正秋、陆振岳、巴兆祥等，投入到方志学的研究中。他们从对方志源流、性质、作用等基础理论的探讨，发展到对体例、结构、篇目、文体、文风、志种、资料工作等方志编纂理论的总结，以及对志书质量标准、方志学学科体系等问题的讨论，并延伸到志书的资料性、学术性、文献性、著述性、整体性研究等多方面。由此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方志学理论著作。这些理论著作不仅对当时的普编修志工作提供了极好的学术指导，也间接地培养、造就了一批方志学者和修志人才，使得这一时期方志学呈现一派繁荣发展之势。

今年是“方志学”这一学科名称提出100周年，全国第三轮修志也已陆续启动，上海通志馆联合我社策划了这套“方志学名著丛刊”，通过遴选上述方志学重要发展期出现的优秀的、影响广泛的方志学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修志事业提供一些基本参考书，助力新时代的方志工作者和研究者不断推陈出新，推动方志学科的不断向前发展。

上海通志馆、上海书店出版社

二〇二四年五月

重视。

这部著作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应迎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又一次兴起了“中国热”的产物。 以汉字为 代 表 的 华 夏文化，和世界各国，尤其东亚各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关“气”的思想，渗透、影响到了周边各国。这在日本文化中尤为明显。正是基于此，日本学者在对中国的基本哲理概念，比如理、性、气、公、私等研究的过程中，特别着眼于“气”，可以说在全球的汉学领域，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这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论著，并非任情的随笔漫谈。全书收罗广博，材 料丰富，注释详明，以便复按；为研究“气”这一概念，建立了理性分析的基础，可作为进一步展开的基石。

这部著作中译本的出版，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面向世界的产物。 关于当时出版的经纬，在中译本序中已略有涉及，不再赘述。眼下全球激荡，风云变幻，倘若我们仍坚持面向世界的改革开放，不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话；那么，在让世界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要素，理解中国文化的表述方法的同时，我们也应了解世界如何认识华夏文化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何看待我们的思维方式。 如此双方方能不断加深交流。 本书收辑了“气”在欧美，拉丁文字圈，英、法、德语中不同场合的不同翻译，这样就为不同文明圈的文化沟通、交流，提供了理解的通道。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显然受到了当时世界 上 兴起的范畴学理论（categories; category theory）在语言学、社会科学领域展开的影响。中国古代也有对哲学概念的研究，宋代陈淳的《性理字义》、清代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还有清代王建衡的《性理辨义》等著作，分析的角度和研究的方法，和这 部 书相比较，差异自见。所以，本书在研究 方

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