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张彭春年谱》是一部详细记录张彭春生平事迹的著作，作为《南开大学校史丛书》之一，《张彭春年谱》通过编年体例，全面展现了张彭春的个人经历及其与时代、社会的紧密联系。张彭春作为南开大学的创办者之一张伯苓的胞弟，其早年生活与南开的创办和发展密不可分。书中不仅记录了他在教育、戏剧领域的贡献，还着重展现了他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
张彭春于1937年受国民政府聘任，赴欧美及远东各国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外援，其外交生涯由此开启。1946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参与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并在随后的联合国远东战争破坏工作组中担任重要角色。书中通过详实的史料，展现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努力及其对南开大学的贡献。
此外，年谱还特别关注了张彭春的心路历程，引用其日记中的独白，深入剖析了其思想与情感的变化。通过这部年谱，读者不仅能了解张彭春的个人生平，还能感受到其所处时代的经济、文化背景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张彭春年谱》以“一人之史”反映“一代之要”，既考订了谱主的生平事迹，又折射出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片段，是一部兼具学术价值与可读性的历史文献。
精彩书摘
年谱
我国开凿的历史悠久名扬全球的京杭大运河，除其灌溉之利以外，还以其舟楫之惠，养育着这条河两岸的人民。清初，在山东段运河的岸边居住着一家姓张的养船人家，载运着油、粮、杂货往来于京津与南方各地之间。后来，他们就定居在天津的河东一带，，开办起一家船行，名叫“协兴号”，养着楠木船，历几代经营，家境日渐兴盛，到了张虔这一代，就弃商习儒，为国学生。后来，虔因屡试不第，致患疯狂病去世，时年仅38岁。其有一子，名云藻，字久庵（1834－1908），系独生子，因继承五门，遂家产富庶。其仰视父辈年轻离世之前车，不事科举，不求功名，而醉心于骑射，酷爱音乐，且不惜重金寻求名流指点，于是吹拉弹奏，无不精通，尤其擅长琵琶。因此，津门人称“琵琶张”。其原配胡氏早逝，娶继室杨氏。因其不擅经营祖业，致使家境中落，生计维艰，遂设帐收徒，教授各种器乐。其悔恨既往，乃决心教子读书，奋发自强，重振家业。张久庵之老友于泽久曾题诗曰：
功名蹭蹬老风尘，
寄傲弦歌乐此生；
置散投闲殊自得，
读书有子不嫌贫。
云藻生有二子三女。长子名寿春，字伯苓，即南开学校校长；次子名彭春，字仲述，即本年谱谱主；长女嫁许梓政（早故）；二女嫁黄姓；三女名祝春，字冠时，婿马仁声，字千里。彭春最小。
一八九二年 一岁
4月22日 云藻与杨氏生一子，乳名五九或九儿，名彭春，又名蓬春，字仲述，取“窃比于我老彭”“孔子述而不作”之意。
一八九五年 四岁
9月 其兄张伯苓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科第五届毕业生。翌年，被派往通济舰服务三年。其间，清政府政治腐败。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列强重新瓜分我国山东的胶东半岛，通济舰被派往威海卫办理交接手续，时张伯苓目睹“国帜三易”的奇耻大辱，遂于海军退役，决心走“教育救国”之路。
一八九八年 七岁
11月28日 其兄张伯苓受聘于天津名绅严范孙家馆，教授“西学”。
约是年前后，张彭春到入学年龄时，人了私塾。后来回忆道：“我们并不是被送进一所学校，而是就读于一位塾师。举行了拜师礼仪后，我们被安置在一只方桌旁就座，往往是三四名学生坐在一起，然后塾师便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教导我们迈人那熟读古典书籍的漫长岁月。一位塾师可能同时或分批教一二十名学生。这些孩子都来自邻近人家。”
一九〇〇年 九岁
7月14日 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天津县城陷落。其兄张伯苓侍奉父母率弟（彭春）、妹（祝春）等全家徒步逃往严范孙家馆避难。张伯苓通晓英语，可以在严宅应付侵略者的骚扰。
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杀人太多，曝尸不及掩埋，时疫流行。全家均染瘟疫。初时还能买到药品，待彭春病时，只能煎服其父亲的药渣，幸得治愈。
一九〇一年 十岁
本年 严修与林墨青集张伯苓馆陈哲甫馆及赵幼梅馆学生11人：严智崇、严智怡、严智惺王宝璐、韩振华、林静、严智庸、林涵陶履恭、严智钟、张彭春于严宅北书房而誓之。严修作誓词曰：“尔十一人者，或为累世之交，或为婚姻之谊，辈行不必齐，而年龄则相若。你父若兄，道义相劘肝胆相许，志同道合而患难相扶持，尔诸生所亲见也。尔十一人者，自今日始，相待如一家，善相劝，过相规，毋戏谑，毋诟争，毋相訾笑，毋背毁，毋面谩，同心一力，从事于学问。以绳检相勖，远非僻之友警浮伪之行。毋作无益害有益，毋偷惰，毋轻躁。兄弟婚姻，互为师友，敦品修业，以储大用，是余等所厚期焉。……”
一九〇四年 十三岁
10月17日 张伯苓与严范孙、王奎章商定在严、王两馆的基础上创办“私立中学堂”，年终改称“私立敬业中学堂”，翌年又改名“私立第一中学堂”。校址设在严宅偏院。
彭春入学，从此接受西式教育学习英文、算学、理化、史地、体育等诸科。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进入这所新型学校，我被分配在第一班。一班的年龄悬殊。许多人比我受过更长期的旧教育，他们在古典文学方面确有研究但是他们不得不置身于这个新型体系中，来学习其他的必修课程。”
一九〇七年 十六岁
2月13日 私立第一中学堂迁入新校舍，校址在天津南开洼地。后来学校最初冠名，遂为南开地方的“私立第一中学堂”（见校舍楼照的楼楣所标名，民国初年才改为“南开中学”，见1911年天津《大公报·南开私立第一中学堂招生简章》）。张彭春也随之在新址上课。
……
试读
年谱
我国开凿的历史悠久名扬全球的京杭大运河，除其灌溉之利以外，还以其舟楫之惠，养育着这条河两岸的人民。清初，在山东段运河的岸边居住着一家姓张的养船人家，载运着油、粮、杂货往来于京津与南方各地之间。后来，他们就定居在天津的河东一带，，开办起一家船行，名叫“协兴号”，养着楠木船，历几代经营，家境日渐兴盛，到了张虔这一代，就弃商习儒，为国学生。后来，虔因屡试不第，致患疯狂病去世，时年仅38岁。其有一子，名云藻，字久庵（1834－1908），系独生子，因继承五门，遂家产富庶。其仰视父辈年轻离世之前车，不事科举，不求功名，而醉心于骑射，酷爱音乐，且不惜重金寻求名流指点，于是吹拉弹奏，无不精通，尤其擅长琵琶。因此，津门人称“琵琶张”。其原配胡氏早逝，娶继室杨氏。因其不擅经营祖业，致使家境中落，生计维艰，遂设帐收徒，教授各种器乐。其悔恨既往，乃决心教子读书，奋发自强，重振家业。张久庵之老友于泽久曾题诗曰：
功名蹭蹬老风尘，
寄傲弦歌乐此生；
置散投闲殊自得，
读书有子不嫌贫。
云藻生有二子三女。长子名寿春，字伯苓，即南开学校校长；次子名彭春，字仲述，即本年谱谱主；长女嫁许梓政（早故）；二女嫁黄姓；三女名祝春，字冠时，婿马仁声，字千里。彭春最小。
一八九二年 一岁
4月22日 云藻与杨氏生一子，乳名五九或九儿，名彭春，又名蓬春，字仲述，取“窃比于我老彭”“孔子述而不作”之意。
一八九五年 四岁
9月 其兄张伯苓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科第五届毕业生。翌年，被派往通济舰服务三年。其间，清政府政治腐败。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列强重新瓜分我国山东的胶东半岛，通济舰被派往威海卫办理交接手续，时张伯苓目睹“国帜三易”的奇耻大辱，遂于海军退役，决心走“教育救国”之路。
一八九八年 七岁
11月28日 其兄张伯苓受聘于天津名绅严范孙家馆，教授“西学”。
约是年前后，张彭春到入学年龄时，人了私塾。后来回忆道：“我们并不是被送进一所学校，而是就读于一位塾师。举行了拜师礼仪后，我们被安置在一只方桌旁就座，往往是三四名学生坐在一起，然后塾师便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教导我们迈人那熟读古典书籍的漫长岁月。一位塾师可能同时或分批教一二十名学生。这些孩子都来自邻近人家。”
一九〇〇年 九岁
7月14日 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天津县城陷落。其兄张伯苓侍奉父母率弟（彭春）、妹（祝春）等全家徒步逃往严范孙家馆避难。张伯苓通晓英语，可以在严宅应付侵略者的骚扰。
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杀人太多，曝尸不及掩埋，时疫流行。全家均染瘟疫。初时还能买到药品，待彭春病时，只能煎服其父亲的药渣，幸得治愈。
一九〇一年 十岁
本年 严修与林墨青集张伯苓馆陈哲甫馆及赵幼梅馆学生11人：严智崇、严智怡、严智惺王宝璐、韩振华、林静、严智庸、林涵陶履恭、严智钟、张彭春于严宅北书房而誓之。严修作誓词曰：“尔十一人者，或为累世之交，或为婚姻之谊，辈行不必齐，而年龄则相若。你父若兄，道义相劘肝胆相许，志同道合而患难相扶持，尔诸生所亲见也。尔十一人者，自今日始，相待如一家，善相劝，过相规，毋戏谑，毋诟争，毋相訾笑，毋背毁，毋面谩，同心一力，从事于学问。以绳检相勖，远非僻之友警浮伪之行。毋作无益害有益，毋偷惰，毋轻躁。兄弟婚姻，互为师友，敦品修业，以储大用，是余等所厚期焉。……”
一九〇四年 十三岁
10月17日 张伯苓与严范孙、王奎章商定在严、王两馆的基础上创办“私立中学堂”，年终改称“私立敬业中学堂”，翌年又改名“私立第一中学堂”。校址设在严宅偏院。
彭春入学，从此接受西式教育学习英文、算学、理化、史地、体育等诸科。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进入这所新型学校，我被分配在第一班。一班的年龄悬殊。许多人比我受过更长期的旧教育，他们在古典文学方面确有研究但是他们不得不置身于这个新型体系中，来学习其他的必修课程。”
一九〇七年 十六岁
2月13日 私立第一中学堂迁入新校舍，校址在天津南开洼地。后来学校最初冠名，遂为南开地方的“私立第一中学堂”（见校舍楼照的楼楣所标名，民国初年才改为“南开中学”，见1911年天津《大公报·南开私立第一中学堂招生简章》）。张彭春也随之在新址上课。
……
前言/序言
序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每年，张伯苓研究会与南开大学天津校友会都会在“七二八”校殇日鸣钟纪念。今年，在依例撞响钟声之后，增加了一个座谈的环节。我在准备座谈会发言时，发现了1947年1月17日天津市政府发给南开大学的一通公函，其谓：“查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下之破坏区域重建小组委员会远东组，将来华视察战后破坏状况一事，本府迭准内政部电嘱，迅速准备市内各方资料及照片，以便汇交该组。并经先后函令有关机关查复汇转各等因在案。兹查贵校在抗战期间损失甚重，而有关机关查复资料中均漏未填列，相应函请查照。迅将损坏情形及价值分类开列（如房屋家具、仪器等），并附照片赐凭汇转为荷……”我忽然想到，彭春先生其时似乎正在联合国，此事是否与他有关呢？
就在这时，我接到南开大学崔国良教授送来的《张彭春年谱》样书，并邀我作序。谁知，翻阅之下立刻证实了我的想法。
《张彭春年谱》1946年1月10日记载：“作为中国四位正式代表之一被派前往伦敦参加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大会期间参与组建联合国机构并被任命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常任代表。”
而且，我们还从1947年2月14日条下得知，联合国远东工作委员会小组（又名远东战争破坏工作组）对联合国秘书处起草的《关于远东战争破坏文件》进行一般性辩论。彭春先生是以联合国远东工作委员会小组主席的身份就“有关中国之部分”作补充报告的。
而且，从这部《张彭春年谱》中我还惊奇地发现，彭春先生的外交生涯几乎是在南开于1937年7月282930三日惨遭劫掠的同时被启动了。此前，彭春先生只是作为学者与戏剧专家偶尔进行国际交流。
1937年9月18日，彭春先生赴日内瓦参加中国国防协会举行的“九一八”纪念会。会上彭春先生详述华北之局势，京沪之防御工事暨我国人民之重大牺牲精神。随后在日内瓦作数日盘桓，出席各项会议，然后径赴伦敦。
以前我们大都知道胡适和宋美龄在美国宣传中国抗日，争取外援，但胡适是1938年赴任驻美大使，宋美龄是1942年才到美国，1943年在美国国会演讲。而根据《张彭春年谱》记载，1937年9月，彭春先生即应国民政府聘任去欧美等国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外援。
从1937年9月一直到1940年4月3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463次会议通过决议，任命张彭春为驻土耳其特命全权公使，彭春先生始终在欧美及远东和中东各国报告中国抗战，而且“约期谈话者极多”。
1938年1月10日，西南联大第100次常委会还特别议决，同意张彭春因公（宣传抗日战争）出国，请假一年。
这部年谱呈现的史料，一方面证实了我的想法，说明了我的发现；另一方面也给我带来了丰富的阅读感受和感想。梁启超认为，年谱应记载时事，好的年谱通过合理的体例安排，展现谱主与时代及他人的关系，体现年谱的独特价值。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物生平与文明发展紧密相关，应将人物置于其所处的文明背景中去考察。在研究人物生平编年叙述时，可从其所处文明阶段来理解其行为和历史作用，人物的活动是文明发展规律在个体层面的体现，这是文明发展规律的一部分。汤因比不主张像传统历史学家那样单纯以叙述的方式著史，而是力图透过事件的表面，挖掘历史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在人物生平编年叙述中，这意味着不仅要按时间顺序罗列人物经历，更要分析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
我阅读《张彭春年谱》即有这种“以一人之史，而备一代之要”，既能“考订一人之生平”，又能“反映一代之制度”的感知，不仅了解了人物生平，更因其活动背后的经济、文化深层逻辑而感悟。
另外，在这部《张彭春年谱》中编著者不仅条分缕析地展现了彭春先生的人生历程，还特别关注到彭春先生的心路历程。年谱大胆地直接引用彭春先生日记中的独白仿佛给他的人生做了灵魂的注解。这或许是这部《张彭春年谱》的又一独特之处。
崔国良教授曾经私下里对我说，他是特意避开研究热点，例如张伯苓；错开研究领域，例如南开教育，退而选择了张彭春作为研究对象。然而，事实是，崔国良教授不仅最早将南开校史作为南开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内容，其间，他还敏锐地发现了张彭春的价值。进而是持续三十多年的发掘，2004年他就出版了《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一书。
……
